鄧小平政治評傳(21)

二一

　　鄧在中共「八大」及後來的講話中都曾說過如能具備三個條件：黨內民主、党的領導和党與人民之間良好的工作關係，那麼東歐出現的問題就能避免，中國社會主義的未來也能得到保證。總的來說，鄧對中共的成就和前景持樂觀的態度，認為階級鬥爭在中國已經基本上結束：「工人階級已經成為國家的領導階級；農民已經由個體農民轉變為合作化的農民；資本主義作為一個階級已經處在消滅的過程中。」

　　然而，對中共的錯誤也進行了特別嚴厲的抨擊，嚴厲地批評他所說的那種「脫離現實，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作風。党的領導意味著不僅告訴人們做什麼，而且還要聽取人民群眾的意見——1949年之前曾經實行過的久經實踐考驗的群眾路線的原則一然而自1949年以來他感到許多幹部往往滿足于目前的成就，而且，1945年以來黨的隊伍擴大的同時也意味著政治教育的質量必然會下降。

　　鄧要通過在黨內展開一場整風運動和建立中共的活動受人民大眾監督的機制，來解決黨的工作作風，黨內民主和與人民群眾的關係等問題，黨內批評與自我批評仍同過去一樣，將會「在馬列主義基礎上，保持黨內團結一致，幫助同志克服缺點，改正錯誤」。來自黨外的監督主要通過工人代表大會、人民代表大會（地方委員會）還有各民主黨派來進行。毛對整風的觀點與鄧的截然不同，他的觀點主要是在以發動群眾為基礎的發展模式上形成的。毛認為政治是解決中國問題的關鍵而不是經濟。特別是1956年到1957年前半年期間，他似乎曾相信為了創造和共產黨密切的工作關係，中國的發展要靠社會各界的知識分子和職業人員政治化來實現——他一生中很多時候幾乎都不能擺脫對這些人的懷疑。這就是他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由來。不象鄧一樣，他認為階級鬥爭遠遠沒有結束，在1957年2月《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那次著名的講話中，他提出了即使社會主義建立以後仍然繼續存在的各種矛盾，必須採取強硬的措施對待，但其他大多數矛盾需要通過團結—批評—團結的教育政策來解決；批評和自我批評需要擴大到整個社會，否則革命就會走向官僚化。鄧1957年4月在西安對党的幹部作《共產黨要接受監督》的報告時期確譴責了「大民主」這個廣義上的概念。後來，他指責說東歐的動亂也是由於「大民主」所導致的。

　　1957年五六月間，幾乎可以對共產黨隨意地進行任何批評，這就是，「百花齊放運動」，但很快被迫停止了。因為這不僅對黨的團結造成了威脅，而且更嚴重的是對黨的統治也造成了威脅。事實上，在那些批評共產黨後來受到攻擊的人中，知識分子占很大比例。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們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受到殘酷的迫害。正如鄧和其他中央領導所指出的那樣，自從「文化大革命」以來，知識分子沒有能很好地參與中國的發展所造成的損失是相當嚴重的。儘管他認為當時的整風運動是必要的，但現在也覺得當時的方法是太過分了，並且有礙於生產力的發展。

　　【大躍進】

　　所謂「大躍進」就是一個動員廣大群眾起來積極參與水土保持工作的運動，在1957年冬季如果從它動員起來的人數來看，這次運動搞的非常成功，以致在後來的一年中，依靠動員的原則接二連三出臺了許多政策，所採取的那些政策合起來形成一套現在稱為「大躍進」的宏觀的發展計劃，其中包括中國試圖僅用十五年趕超西方一百五十年的工業化水平。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雙百」的這個經驗教訓使得最終採用毛的以發動群眾為基礎的發展模式更為可能。陳雲提出的發展戰略曾是中共八大上起草的第二個五個計劃的基礎，該戰略曾造就和激勵了一批持「專家救國論」的精英人物。這也是自從1956年以來吸引了知識分子並在1957年5、6月知識分子受到了鼓勵去「監督」中共的一個原因。但是後來知識分子在政治上的忠誠卻受到了懷疑。

　　1957年秋天，中共領導層的團結似乎達到了空前的一致，這樣的團結持續了一年多，隨後便發動了1958年的「大躍進」運動。毛對他親密的同事們私下宣佈，他將在1959年辭去國家主席的職務，退居政治二線而讓劉少奇出任主席。這個變動他早在黨的八大上就事先說過並開始著手實施，毛這樣做有助於「大躍進」的產生。那一年中央領導層內非常團結，只有周恩來和陳雲反對「大躍進」這個戰略，但是實際上他們和中央計劃經濟的官員們早在1957年9月到1959年間就被撇在一邊了。

　　「大躍進」的戰略要求以勞動力投資代替資本投資，政治代替技術和經濟，熱情代替專業技術和熟練勞動。「大躍進」反映出了毛依靠規模經濟獲取經濟效益的指導思想——正如他在口號中所概括的那樣：「多、快、好、省」——卻絲毫不考慮減少實際費用。在「大躍進」中最持久最有代表性的是大煉鋼鐵，產出了大量無用的生鐵；另外還有人民公社，這是一種把占中國人口80％以上的農民組織起來的龐火的農村集體，這種集體具有經濟、政治和社會功能。1958年大躍進的成果相當驚人，彙報的產量數字都創造了歷史最高水平，無疑這是因為當時的國家統計局也被那些狂熱的人所接管，他們認為即使統計工作也必須為政治服務而不能僅僅局限於那些可信賴的數字報表。人們為人民公社歡呼，不僅因為它是農村生活中一次成功的嘗試，而且還因為它是「共產主義的幼苗」——共產主義是無產階級社會的最終目標——這一切成就使蘇共感到很大的震驚。

　　然而，1958年冬，中共許多領導人開始到各省去視察，去親眼看一看「大躍進」所取得的成就。視察的見聞對於彭德懷等人來說，很明顯是一次極大的震動。彭先去了甘肅，然後去了他的家鄉湖南，還去了江西、安徽和河北。他的視察也許是最著名的，因為正是彭的這些視察使他後來在1959年中共廬山會議上與毛髮生了公開對抗。然而就是在這次視察中，彭發現農民們在挨餓。党的地方幹部私下裡在抱怨「大躍進」的過火行為。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