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政治評傳(8)

八

　　似乎忠誠關係比政治見解更能決定某些領導人未來的前途。在個別人的經歷中形成的忠誠關係把他們和某個特定的領導人或同事結合在一起。正如本章中下一節也就是最後一節所提出的，鄧成功的一個主要秘密是他的忠誠和良好的人際關係，他的年齡對他的成功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他在16歲受到政治的影響，開始和中共初創時的一些領導人交往。在那之後，由於參與各地各方面的黨務工作，他建立了各種關係，正是這種關係為他日後直到他退休提供了廣泛支持。所以，鄧和其他領導人不同，如果一些人不支持他，他總是能夠找到另一些支持他的人，尤其是當他被捲入到任何一種形式的鬥爭中時。建國時他的年齡是領導班子中較年輕的一個，由於他年輕，因此與其他大部分戰爭年代的倖存者相比，他能夠在共產黨內度過的時間更長、經歷更豐富、工作更有活力。鄧似乎並不像毛和周那樣有明顯過分的雄心。然而，他除了是一名極好的政治組織者之外，還是一個極其能幹的政治家，他用雙手抓住了他所遇到的每一個機會。

　　【爭論與人際關係】

　　說鄧有一段爭議的生活經歷，這種說法對他來說不合理，也不是這本傳記的目的。然而，他在黨內外的鬥爭有親身的體驗。他曾多次受到過紀律處分，眾所周知他在1933年、1966和1976年被正式免職，無論是他自己受批判，或者是受他人牽連而被批判，在他的生活歷程中總有許多插曲，這些插曲總是有點模糊不清。這一節的要點是指出鄧生活中的一些插曲，並解釋他個人的政治關係和他過去新交往的人是怎樣幫助他克服困難的。當然關於這些事情，還沒有打算提供任何的判斷——最終的或其他的判斷：很明顯，當這些事情是一些當代政治生活中比較敏感的政治問題時，解決是很困難的。這一節的許多部分，實際上整個傳記的許多部分都不得不以推測或人所共知的設想為根據。更確切地說，其目的是要突出鄧的生涯中容易能引起爭論的一些事情。這樣，既可說明在傳記後面出現的那些沒有把握的事情，又可從一個更廣的意義上來瞭解這些事情。

　　假定在1931年早期對鄧的支持，是來自上海中共中央委員會尤其是周恩來的話，那麼這似乎是合理的。周曾在1924年吸收鄧參加了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刊物《赤光》的編輯、出版工作，他們倆不僅工作關係很融洽，而且個人關係也很密切。按照鄧的話來說，他「對我來說始終是個兄長」。當鄧在1927年離開馮玉祥的部隊南下時，周又讓他到漢口的中共中央委員會辦公室工作，在那兒他在另一位也曾留學巴黎的党的積極分子李維漢的手下工作。當中共中央委員會遷到上海時，鄧和李還有周也都去了上海。鄧榕對周和他的妻子鄧穎超與鄧和他的新婚妻子張錫瑗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時住在同一幢房子裡的親密關係作了生動的描寫。

　　1933年發生的事引起了更為激烈的爭論。1931年，鄧隨著中共中央委員會也到了中央蘇維埃地區，在很短的時間內他發現自己成為蘇維埃邊區所轄三個縣的黨委書記，當時那兒共產黨的統治還不穩固，其中尋烏縣曾是毛澤東在形成他的動員農民思想的過程中調查過的一個地方。不管是由於這個原因還是由於黨內的爭論，使鄧從毛的思想中體會到了更多的道理，所以鄧和毛站到了一起。由於在國民黨的第四次「圍剿」中喪失了尋烏及周圍地區，鄧被指責為失敗主義，另外的三個人受到了中央的嚴厲批評和紀律處分。肯定是歷史混淆了鄧應負的責任。

　　給予鄧明顯支持的那些人有：毛澤東。事實上，毛對鄧小平的信任可以追溯到1933年這個時候，因為毛澤東才是那次運動的真正目標，而不是那些被打倒的所謂「羅明路線」的毛的追隨者們。除了和毛之外，鄧還能依靠其他一些人，這些人是他在黨的活動的早期結交下的朋友。尤其是王稼祥，鄧和他初次結識是在莫斯科，那時他們都是學生。當鄧被下放到中央蘇維埃地區一個很危險的地方時，正是王幫助了鄧，給他在紅軍總政治部找了個工作，並很快成了總政機關報《紅星》報的主編，他就是在這個職位上開始了長征，在周恩來的推薦和毛的支持下，他參加了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正如已經指出的那樣，鄧和毛澤東的關係既複雜又難於分析。對「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後的歷史的修訂為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有價值的資料，但這些資料將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可能還無法知道。「文化大革命」前，鄧被看作是「毛的人」——是忠於毛的、最受毛信賴的和最能幹的毛的追隨者。當鄧在1966年成為「中國的第二號走資派」時，這一切都不存在了。自1978年三中全會以來，尤其是中央在1981年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對「文化大革命」前那些年的歷史問題做出了一個標準的解釋後，有人曾試圖把鄧和毛區別開來，尤其應該區別開來的是自1957年以來毛的一些政策的糟糕的過火行為。

　　鄧在「文化大革命」前走過的路表明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個人關係的重要性，毛對鄧的態度明顯是很重要的。毛曾多次表露，他沒有用對劉少奇和其他反對過他的那些人的眼光來看待鄧。1972年，毛儘管沒有原諒鄧的「嚴重錯誤」，但也指出他「沒有歷史問題」。可能是他們1966年之前如此長期的親密關係促進了鄧的複職。鄧與周恩來早先的關係也是很重要的，鄧1973年複職後，兩人在工作上一直親密合作。此外，在70年代初期，中共領導層內的人員組成中，來自抗戰期間太行區的鄧的同事和部下占了相當大的比例。1973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16名成員中就有6名是來自八路軍的一二九師和晉冀魯豫根據地的老幹部。

　　鄧在1976年被解職和在後來的1977年複職似乎是70年代中期中共高層的兩極分化所導致的。當時的毛澤東是在別人的控制下，不能正常地行使職責，還是他本人犯了明顯的錯誤，這一點可能永遠不會被人知道。然而到了1975年，鄧提出今後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和結果時，很明顯並不是他一個人在作那種努力。1976年1月他被解除了所有職務，天安門事件為他的正式免職提供了藉口。這時鄧受到了人民解放軍元帥葉劍英的保護，被送到廣州軍區，當時廣州軍區的司令員是許世友，在毛去世和逮捕了「四人幫」之後，鄧重新回到了領導崗位是一個勝利的標誌，這主要是由於他的活動贏得了各方面的支持的結果。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最高領導層中，從1949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到鄧小平退休這段時間內僅僅有87個人。在某種程度上，尤其是1966年之前，戰爭年代同甘苦、共命運的經歷減緩了政治鬥爭所帶來的殘酷後果，使人普遍感到有一種「大家庭」的溫暖。在鄧小平的經歷中，這種「大家庭」的感覺和某些具有諷刺意味的歷史性結合更為突出。在中共和它的領導班子內部也有些人和鄧的關係很不好——林彪和江青就是明顯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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