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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鄧很謹慎。1977年7月他複職後幾個星期,召開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1978年12月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而1977年7月召開的是中共十屆三中全會。/譯注)。會上他只強調毛澤東思想的基本特徵是「實事求是」,而避免去提「文化大革命」,他沒有明確攻擊「兩個凡是」,並說華是「英明的領袖」。除了在與一些人私下小範圍會談,他也沒有批評華在1978年2月召開的全國人大會議上制定的十年規劃。在那一年的春夏兩季,他繼續強調實事求是的重要性,並且說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基本準則」。1978年9月他才第一次同領導層以外的人談話時批評了「兩個凡是」。那時,國家的政治氣氛已有了很大的轉變。

  當然。鄧要對這種積極的轉變負責。因為大家都知道是他積極盼望政治上有一個新的開始。我們不知道他在這一過程中到底主動做了什麼,但可以肯定,他一定向他的知己談及過這種新的開始,也一定向他的親密戰友抱怨過「兩個凡是」。在政治局及常委會上,他批評了華國鋒及其支持者。他也許更為積極主動。即使如此,大多數工作還是他的支持者們做的,包括胡喬木和胡耀邦。1978年3月,胡喬木擔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並立即著手撰寫一篇文章,批評5O年代以來的經濟政策。胡耀邦從1976年起就同鄧小平密切合作,現在則出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

  同「四人幫」一樣,胡喬木和胡耀邦也充分利用了新聞媒介。5月初,胡耀邦在專門面向知識分子的《光明日報》上空排了一篇長文,題目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人民日報》隨即發表了一篇評論員文章,強調理論應該接受實踐的檢驗,而不能反其道而行之。華國鋒、汪東興很快就察覺出這些文章對他們的思想地位,也就是他們作為領導人的合法地位構成了威脅。但是,他們無法阻止這些文章的廣泛傳播,也無法阻止在黨和軍隊的會議上對這些問題進行討論。

  1978年夏未,這場新聞運動轉變成為一場政治運動。很多大字報和傳單紛紛呼籲要進行各種各樣的思想和政治改革,包括要求罷免吳德北京市市長的職務。當時人們普遍認為,吳德是反對鄧小平的,而且他應該為鎮壓1976年4月的示威運動負責。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提議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為中央委員會的決策會議作準備。

  11月10日中央工作會議召開時,鄧小平在國外。他或許是故意缺席的。但無論如何,缺席對他很有好處。如果他出席會議,就要聽取對政治局其他成員的強烈批評,和對中央領導集體的指責,因為他也是這一集體中的一員。他避開了這一切,等到會議需要一位領導人作出結論時,他才出現。

  12月13日鄧小平在會議最後一天的講話充分表現出他是一個不推逐、搪塞的人。他首先對這次會議所進行的生動活潑的討論表示滿意,認為這是恢復了党的「民主傳統」。對於這次會議討論和解決的許多「有關黨和國家命運的重大問題」,鄧小平提出了四點意見。它們分別是:所有黨員尤其是高級領導幹部要克服教條主義和本本主義;在黨內和人民內部的政治生活中,在經濟決策過程中要進一步提倡民主;正確處理在「文革」中犯錯誤的同志;向前看,及時地研究新情況和解決新問題,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決管理方法、管理制度和經濟政策方面的問題。聯繫思想解放,鄧小平再次提到了實事求是,提到(雖只是順便提到)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

  會議結束前,北京市委宣佈了一項重要決定:為1976年4月的天安門事件平反。其他的重要決定,則由緊接著召開的中央委員會正式通過。其中最重要的是否定了「兩個凡是」的觀點,把四個現代化列為「全黨工作的重點」,放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在鄧小平的官方傳記中,把第二和第三項決定總結為是「政治路線上最根本的撥亂反正」。這是很公正的說法,因為它結束了毛澤東1957年以來所制訂的基本的政治路線。

  華國鋒依然保留了他以前所擔任的職務。但他最有力的支持者汪東興卻被免去了中辦主任的職務,並由胡耀邦擔任重新恢復的中央秘書長。陳雲再次當選為政治局委員,增選鄧小平最堅強的三位支持者鄧穎超、胡耀邦和王震為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在1975年和1976年指責鄧小平的決議也被撤銷了。隨即開始了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為彭德懷、陶鑄恢復了名譽;解放了彭真和薄一波。

  同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所召開中央委員會會議的情形一樣,這次工作會議也是在民眾發起運動的背景下召開的。所不同的是發起這場運動的是年輕的工人和機關工作人員,而不是大中學生。他們的活動是自發的。他們要求政治改革,用共產黨的詞匯來說,是右而不是左。同紅衛兵一樣,他們也反對黨的權威。但是他們提出這一要求是希望個人能獲得更多的社會和政治自由,以及實現政治多元化,而不是像紅衛兵一樣喜歡鬥爭、鬧事。

  這一運動始於11月中旬,最初是沿西單一條街一段圍牆邊舉行的露天集會。不久,這段牆就被稱之為民主牆,從頭到尾貼滿了大字報,這是當時國家所允許的一種表達意見的方式。這些大字報批評毛、「四人幫」和「一小撮」不願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高層幹部,同時頌揚周恩來和鄧小平。後來,人們得知華國鋒及其盟友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受到批評的消息,加之軍隊和警察沒有對民主牆的活動進行干預,大字報的作者們越來越大膽了,聚集在民主牆前的人也越來越多。到了11月底,大字報上有關民主與人權問題的討論成了一大特色,一些大膽的人開始散發傳單和報紙。三個月以後,這項運動變得更為激進,有些人甚至到政府機構的門前靜坐絕食,以示抗議運動還向其他許多大城市蔓延,而且對鄧小平的態度上越來越不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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