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傳(43)_伊文思

四三

　　在春季，毛在書記處會議、政治局常委會和政治局委員會議上均取得了勝利（他自己只出席了政治局常委會議。/原注）。現在他想在中央委員會（已經四年沒有開會了）上取得勝利。他實現了他的願望，但主要是靠大批「高校革命師生代表」參加會議，並指揮他們為他和林彪歡呼，嘲笑那些膽敢對他們質問或有抵觸的發言者。鄧小平發言時他們就發出噓聲。鄧堅持認為林一再指控彭真和其他人陰謀政變是毫無根據的。經過十二天緊張憤怒的辯論，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由於《十六條》對革命的作法規定得含糊不清，使江青和其他一些人日後有機可趁，但《十六條》卻明確提出，革命的政治對象是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從文化方面來說，它要求徹底清除「四舊」（即：「舊文化、舊思想、舊風俗、舊習慣」）。當時未宣佈的其他決定把政治局常委會鬧了個底朝天。林彪的地位從第七位升至第二位，劉少奇則由第二位跌至第八位，陳伯達和康生成為常委，地位比劉少奇、朱德和陳雲還高。鄧處在第六位，並保留書記處書記的職務。在他的朋友中地位比他高的現在只剩下周恩來了。儘管周本人未受攻擊，但從這次會議看，周似乎不準備為劉、鄧在過去兩個月中處理事情的方式辯護。

　　8月5日，在會議期間，毛採取了一項令人吃驚的措施：他自己寫了一張大字報，標題為「炮打司令部」，這比他以前所說過的或所寫過的任何東西都更為明確地表示：他希望紅衛兵把下列人視為自己的敵人。他寫道：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又何其毒也！

　　五天以後，他對在人民大會堂外的群眾發表講話，希望大家要關心「國家大事」。8月18日，他與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在天安門廣場參加了紅衛兵大型集會，類似的集會共八次，這是第一次。

　　這次集會拉開了兩年混亂的序幕：在以後的兩年裡，幾乎所有的高級幹部或有聲望的人都難以逃脫紅衛兵或革命造反派的攻擊。關於被殺或受傷的人數，並沒有官方的統計，也沒有關於遭到破壞的公共紀念物和為公眾擁有的藝術品、文學作品的清單，更不用說私人財產了。僅在街頭暴力中死亡的人數就達幾萬人。許多人在相互敵對的紅衛兵團體之間的械鬥中喪生，更多的人死在軍隊手中。這些軍隊先是奉命支持紅衛兵，最終則奉命解除紅衛兵的武裝以維護社會秩序。大多數的暴力事件發生於1967－1968年，其時紅衛兵已奪取武器或發了武器。但是有組織地利用武器是在1966年8－9月份，其時，紅衛兵被煽動起來開展破四舊運動。他們經常隨意闖入私宅，粗暴地對待一些作家、藝術家和音樂家，並且撕毀或焚燒他們的圖書、圖片和器材。就在此時發生了第一批死亡案件。中國最著名的劇作家之一老舍在遭到毒打之後自殺身亡。傅雷也自殺了，他是一位法國文學翻譯家，是著名的鋼琴家傅聰的父親。

　　8月18日，鄧小平陪著毛、林、周以及其他人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他仍握有權力，他接著採取的行動表明，他當時的當務之急是防止紅衛兵分裂瓦解党。他當時的處境不是無望的。他在外地有同盟者，至少有兩個地方黨委書記明確反對自下而上革中央的命。他還可以爭辯說，中央委員會的決定絲毫未涉及紅衛兵（該決定只談到文化革命委員會），並且允許那些政治上處於被審查之中的人為自己辯護。書記處已經改組，但只有一名新成員陶鑄，堅定地支持毛主義（但他很快脫離了這個陣營）。而他的政敵們只是忙於向在夏末從各省湧入北京的上百萬紅衛兵發指示。

　　但到9月底，毛意識到大多數省委黨員幹部對紅衛兵行動均不歡迎，而且拒絕與紅衛兵發生任何來往。一些地方官員甚至徵集武裝與紅衛兵對抗。毛憤怒異常，在北京召集了一次省委書記會議。那時，他已慣於採取這種方法，並似乎認為他能很快鎮住與會者。但他發現他遇到了頑強的抵抗。這次會議持續了近一個月，最後他才打破這種僵局。

　　鄧小平處於這場風暴的中心。10月16日，他作了一個關於文革發展進度的報告，這招來了陳伯達和其他幾個人更嚴厲的批評。陳抱怨說想與鄧進行平等的討論比「登天」還難，並認為他是「修正主義路線錯誤」的「急先鋒」。他聲稱，劉和鄧的「思想作風」恰恰是反對毛的，而且劉和鄧不會承認錯誤，仍然「試圖反撲」，說在這兩個人中鄧更為頑固。林彪再次提出彭真陰謀發動政變的說法，還暗示鄧可能是一名同謀。但代表們對劉和鄧的同情遠勝於對陳和林的同情。似乎有一兩天毛失去了對會議的控制。他的反應是要求劉、鄧作「自我檢討」。毫無疑問，他的估計是，一旦地方幹部們看到這兩個掌管中央書記處的人屈服了，他們就會放棄抵抗。不知是誰通過什麼途徑對這兩個人施加了壓力，但這種做法很見效。毛度過了危機。

　　鄧在作報告一周後，作了一次自我檢查。他神情憂鬱地念他的檢討。

　　鄧（和劉）進行了自我檢查之後，毛作出了寬宏大量的姿態，他對代表們說，不能因為劉、鄧過去所犯的錯誤而把他們說得一無是處，但他清楚地表明，他對他們，尤其是鄧，對待他個人的態度是何等的不滿：我故意下放（最高權力）。他們就建立獨立王國……從1959年到現在，鄧小平什麼事也不請示我……（1958年）我對武昌會議不滿意……所以我回北京開（另一個）會。雖然你們開了六天會，但你們仍不讓我開一天會。不讓我完成工作沒什麼了不起。但我反對你們像對待死去的祖宗那樣對待我。

　　他還說應該給劉和鄧一個機會，以便察看他們是否真正改過。即使他真有這個意思，現在已經掌權的劉、鄧的死對頭也永遠不會為他們提供這個機會。

　　在11月和12月，劉和鄧在公開場合露了幾次面。但此後，他們便不再露面了。對劉來說是永遠地消失了。對鄧來說則是事隔六年多後才在公開場合露面。此時，外界實際上根本不知道他們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直到80年代後，才有可能重新瞭解他們當時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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