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傳(16)_伊文思

一六

　　這一危機愈演愈烈，最終導致了一場武裝衝突。1930年底至1931年初的冬天，毛澤東在紅軍總司令朱德的支持下，與當地的一批軍事領導人和政府領導人在江西中部打了起來。這就是「富田事件」。富田是江西（原文如此。/譯注）中部的一個小城鎮，當地的紅軍把這些領導人從監獄裡放了出來。這些協助被關押的幹部越獄的紅軍隨即被開除黨籍，後來也全部被逮捕。接著又對他們的支持者進行請洗，可能有幾百人被處死，其罪名是加入了AB團，而實際上他們可能是李立三的支持者（毛對埃德加·斯諾這祥形容他們）。毛澤東在得知李立三失寵後便開始對其大加批判。

　　（1930年12月上旬中共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根據贛西南肅反中提供的線索，派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秘書長李韶九到富田指導江西省行委省蘇維埃和紅二十軍的肅反工作。7日，李韶九到富田後立即抓了省行委和紅二十軍的八個主要領導人。9日，他又到東固幫助紅二十軍肅反，同一個團政委劉敵談話時透露要該軍肅AB團。劉敵鼓動獨立營包圍軍部逮捕李韶九以及該軍軍長等，釋放以AB團嫌疑被捕的紅二十軍政治部主任謝漢昌。12日，劉敵、謝漢昌率該軍直屬隊四百餘人，乘夜沖向富田，包圍江西各行委和省蘇維埃政府，放出被懷疑為AB團而關押審查的二十餘人，這就是由肅反擴大化引起的有嚴重錯誤的「富田事變」。富田事變發生後，謝漢昌等把紅二十軍主力帶到贛江以西地區，提出了分裂革命隊伍的口號，並製造假信以反對毛澤東，犯了進行挑撥離間和分裂活動的嚴重錯誤。/譯注）

　　鄧小平的官方傳記說，鄧立即著手「為前一時期蒙受過免屈的幹部和群眾平反」，但並未說明這些人以前是如何被冤屈的。如果說他們的罪名是「AB團」的成員。那麼在遠離富田一巨英里、清洗運動已開始九個月之後依然受到這祥的指控就令人費解了。更令人不解的是鄧小平作為黨內一個較為低級的幹部（他當時仍未進中央委員會），而且剛剛到達根據地，竟然敢為被毛澤東本人親自整肅的人平反。（此處與史實不符。/譯注）然而沒有記錄說明當時還發生過任何其他的政治鬥爭。最有可能的解釋是，他所幫助的這些人的確受到指控是「AB團成員」，而插手幫助他們是因為黨中央在鄧小平離開上海前指示他這祥做的。這種解釋與當時江西的各種情況都吻合，現在也有材料表明當時在上海對清洗運動的過份嚴厲發生了爭執。

　　在瑞金工作了幾個月之後，鄧小平被任命為會昌縣委書記，之後又在會、尋、安三個縣負責「指導工作」。1932年下半年，他出任江西省委宣傳部部長。他的職位在一步步上升。

　　1932年夏天，鄧小平第二次結婚。他的新婚妻子金維映也是共產黨員。朋友們都叫她阿金。看來她是一個活潑的年輕女子。一年後，她離開了他並和李維漢結了婚，她是三十名參加長征的婦女中的一位，但長征使她健康嚴重損壞。一、兩年後，她被送往莫斯科治病，在那裡去世了。

　　1933年1月，博古（在王明1931年秋天回莫斯科之後接替他擔任了党的實際領導）和洛甫（當時是政論局委員）從上海來到中央根據地，馬上開始排擠和懲罰反對他們路線的所有地方領導人，因為他們批評政治局的「前進和進攻路線」。

　　《鄧小平傳略》這祥形容博古、洛甫反對者的觀點：他們反對「城市中心論」，主張向敵人力量薄弱的廣大農村發展；反對軍事冒險主義，主張誘敵深入；反對用削弱地方武裝的辦法來擴大主力紅軍，主張兩種武裝力量都要發展；反對「左」的土地方配政策。

　　這些都是毛澤東的觀點，並且自從他成為共產黨的無可爭議領袖之後，這些觀點一直被奉為是正確的。但博古和洛甫沒有指名批判毛澤東，因為他在當地很有威望，也許還因為共產國際要求博古和洛甫要避免公開與他作對。而毛本人也很謹慎。他沒有去保護受到點名批判的人，其中包括他的同胞兄弟，還公開支持博古和洛甫的某些政策。1933年7月，他在報紙上發表文章稱，春季反蔣介石第四次軍事圍剿的勝利應歸功於黨的正確的進攻路線，號召全體共產黨員必須堅決地「反對低估革命形勢，反對那些要在敵人的（下一次）……圍剿之前驚慌逃跑的機會主義分子」。

　　鄧小平則成為這一運動鬥爭的目標。4月15日，洛甫在報紙上發表署名文章點名批判了他，曾在上海與鄧有密切工作關係的李維漢，5月6日在另一篇文章中號召對他進行「殘酷的鬥爭」。李維漢指責他反對黨的「前進和進攻路線」，公然反對進攻大城市和把紅軍發展到百萬之眾的決策，對党的新領導集體缺乏信心，不相信共產國際。最後的這一項指控最耐人尋味。這表示，無論鄧小平對李立三路線的觀點如何，至少他們都是一樣的愛國主義者。李維漢的文章中並沒有提到鄧小平是在何時及如何表達他的觀點的。但可以明顯看出的是，即使在他政治生涯這一關口，鄧小平也不屑於掩飾他對重大政策問題的看法。

　　鄧小平也許曾被拘禁。他當然被迫寫了自我批評的聲明。他的槍支被解除，省委宣傳部部長的職務被撤銷，還受到「嚴重警告」處分，被派到根據地北邊的一個縣擔任一名「區巡視員」。

　　據一位中國史專家的說法，當時党的領導可能是害怕鄧小平在那個偏遠的縣城「會出事」。不管是不是這個原因，只過了幾個星期，他就被凋到紅軍總政治部擔任秘書長。這意味著他得到了完全平反。這要感謝王稼洋和羅榮桓。王稼祥是回國留學生，羅榮桓是職業軍人。王稼祥擔任政治部主任，是很有影響的人物，但他的職位在黨內畢竟低於博古和洛甫，因此這一舉措顯示了相當大的勇氣。

　　1933年夏天，鄧小平被凋到政治部宣傳處擔任新創建的週刊《紅星》報的主編。在這項工作崗位上，他平靜地度過了一年。他遠離前線（但從1934年春天以後離前線就越來越近）；而且也處於決策圈之外。當時蔣介石1933年10月發動的第五次軍事圍剿正威脅著根據地的存亡。

　　蔣介石為了發動第五次圍剿，調動了將近百萬大兵。其中近半數屬由南京國防部直鏡統率的中央軍。在進攻前，蔣對七千多名軍官進行了特別的訓練，包括政治教導，並且制定了全面的戰略方針和詳細的作戰計劃。他的戰略方針是從北面進攻根據地，並封鎖其它三個方向的任何出口。作戰計劃的要點是步步為營，堡壘推進。在1933年10月到1934年10月之間，國民黨軍隊在根據地周圍和內部共修建了一萬四千多個堡壘，有一些規模很大，可以容納幾百人。

　　紅軍對此束手無策。毛澤東後來聲稱如果繼續運用他在1927年到1932年之間總結出來的戰略戰術，特別是採用誘敵深入、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的戰術，就可以保住根據地。事實上蔣介石正是針對共產黨的機動靈活的戰術制定他的作戰策略的，他在前線的指揮官都非常謹慎避免被誘莽撞前進，同時在前進時注意相互照應。毛澤東並不比當時負責指揮作戰的人更有可能阻止住蔣的進攻。當時負責指揮的是周恩來（第一方面政治委員）、博古（党的領導）和1933年10月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周恩來於1932年10月接替毛澤東擔任該職——原文注）但這三個人的失敗在政治上給毛澤東提供了最終贏得党的領導權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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