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傳(12)_伊文思

一二

　　出於工作之便，鄧得以有機會看到了中國國民黨和蘇聯合作的壽終正寢。鮑羅廷帶著失職的沮喪於7月7日離開了漢口。他和他的俄國同事們乘坐的火車裝滿了行李，另外火車上還載有卡車和載重旅行車，這是準備穿越戈壁沙漠時用的。就斯大林的個性來講，鮑羅廷在中國的失敗本應受到譴責和懲罰。然而他當時並未受到排擠，只是被凋任到次要的職位上，並平安地度過了30年代。最後給他帶來災難的不是中國的使命，而是反猶太運動。1949年他和許多猶太血統的黨員一起被捕。1951年死在一所監獄裡，享年近七十歲。

　　大約就是在這一時期，鄧改用鄧小平這一名字，這一定是出於安全的考慮。一旦被捕，他可以在審訊時使用化名，不至於被查出真實身分。有很多著名的共產黨人都曾在不同階段使用不同的化名。對王明、博古等回國留學生來說，採用化名則是因為布爾什維克有使用假名的習慣，而其他許多人，像周恩來，他們使用化名都是出於地下工作者的安全考慮。而鄧小平在選擇化名時與眾不同，這個名字並不十分隱蔽，保留了原姓，而且在以後不再必要時，仍一直繼續使用。

　　8月7日，中央委員會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會議選舉了新的臨時政治局，並通過四個文件，但未選出新的總書記。共產國際代表貝索·羅米那茲在其中的一份文件中譴責了前任党的領導的「機會主義」；其它三份文件號召全黨推翻在南京和武漢的國民政府，組織武裝起義，建立地方和省的蘇維埃政府。但出於策略上的考慮，起義仍將打著國民黨左派的旗幟。鄧小平以黨中央秘書的身份參加了會議，從而親身經歷了共產黨從慘敗轉向全新戰略的過程。

　　共產黨人是在完全沒有把握的情況下開始實行新的戰略的。整個夏天，斯大林和共產國際都在強迫共產嘗維持與國民黨左派合作，現在他們又要求共產黨加快取得革命勝利，而這恰恰是共產黨所不可能達到的。在城市，共產黨的工會領導人不是犧牲就是轉入地下。在農村，農民的武裝鬥爭在許多積極分子遭屠殺後轉入低潮。在軍隊裡，共產黨人及其同情者倒是擁有一些軍團，並且在其他武裝力量的政治部門有很強的勢力，但他們都是以國民黨軍官的身份執行任務的。另外，陳獨秀下臺後，一些毫無軍事經驗的人掌握了領導權。政治局的代理書記翟秋白是作家，而其他十名委員中無一名軍人（作為中央候補委員的毛澤東，倒是穿過軍裝，那是1912年在一個湖南軍閥的軍隊當兵，但從沒有當過軍官）。

　　在八七會議召開之前，已經舉行過一次起義。這次起義是江西首府南昌附近駐紮的兩個兵團發動的。起義者佔領了南昌，並建立起第一支由共產黨直接領導的擁有一萬五幹人的軍隊。但勝利並沒有維持多久。這支新建的隊伍在向廣州以東海岸的長征途中，士兵不斷逃跑，還有一名師長率部叛變，致使兵力銳減，最終被國民黨軍隊打散，弄到無法整編的地步。起義部隊的大部分領導人逃往香港或上海。領導整個起義的周恩來，抵達香港時身患重病，在九龍住了很長一段時間醫院。後來的紅軍總司令末德，留下來繼續帶領他的部隊，最後率領著僅存的六百人於1928年4月與毛澤東在井岡山根據地匯合。

　　隨後的秋收起義也失敗了，在湖北，拼湊起來的農民軍隊很快就被原以為是盟友的國民自衛隊解除了武裝。毛澤東是湖南農民起義的組織者，他率領著由起義士兵、礦工、農民和士匪組成的四個「團」。他接到的命令是攻佔長沙，經過了一番苦戰，他手下的兩個團之間還發生了內訌。毛澤東認為自己手下的這支軍隊根本無法完成任務。於是，毛澤東在遠離長沙的一個小鎮集合起剩餘的兵力，勸說其中的大部分人跟他上了井岡山。井岡山位於湖南、江西兩省交界處，地理位置偏僻，地勢險峻，自古以來土匪出沒。當時有兩夥土匪佔領著井岡山，毛澤東說服了他們的首領與他結成同盟並駐紮下來，在這個中國南方最易守難攻的峭壁密林深處，度過了一個極其艱苦但相對安全的冬天。

　　當年的第三次起義12月份在廣州爆發，也以慘敗告終。起義者計劃利用共產黨領導的當地軍隊和武裝工人佔領城市，建立蘇維埃市政府（公社），開闢一個長久的紅色區域。但經過幾天激戰，結果共產黨組織被徹底摧毀。幾位全國著名的領導人犧牲，數以千計的工人遭屠戮，其中許多人手無寸鐵。斯大林認為，廣州起義還有另一筆損失：國民黨軍隊在街上打死了幾名俄國人並襲擊了蘇朕領事館。斯大林竭力將派往中國的共產國際顧問和蘇聯外交官區別開來，但廣州慘案表明國民黨的軍官並沒有對他們加以區別。自此，蘇聯與中國國民黨之間的合作，在這個孫中山和鮑羅廷曾為之牽線搭橋的城市，劃上了一個蘸滿鮮血的句號。

　　那年秋天，瞿秋白決定將共產黨中央遷回上海。仍然擔任黨中央秘書的鄧小平于9月底或10月初到了上海。和他一起去的是李維漢。李與鄧早在法國時就已相識，當時李剛被提開到政治局工作。現在，鄧小平轉了一圈之後，又回到了闊別七年的上海。

　　鄧小平到上海不久就被任命為中央秘書長，負責處裡中央機關的文書、機要、交通、財務等工作。在平常時期，這類工作原本就很繁瑣，在當時的工作環境下就更繁重了。共產黨在當時是非法組織，其黨員隨時都有被捕的危險。國民黨的軍隊和警察逮捕到嫌疑犯後，會使用一切手段逼供，一個人若是叛變了，會牽連到許多人。在共產黨人要積極重建黨的影響的產業界，很多勞工組織都屬青幫或其他反共黑社會組織，到處都有密探。公共租界的巡捕、法國租界的警察和國民黨的警察一樣仇視共產主義和共產黨人。他們經常主動搜捕共產黨人，然後再把抓到的嫌疑犯引渡給國民黨警察。

　　共產黨的中央機關及其下屬部門在上海分佈很廣。中央委員會的大多數部門集中在上海市中心；江蘇省委機關設在閘北和虹口的工業區內；青年團的部分單位則設在法租界。周恩來當時負責中央機關的安全工作，他規定，政治局開會時，政治局委員不必全到，要有一至二人留外，以防警察局一旦突襲時不致於全體被捕。政治局會議常常在公共場所比如醫院內的安全地點召開。據周恩來的傳記記載，鄧小平經常前往市中心威海衛路的一家醫院開會。1929年8月，大約就是在鄧小平離開上每去西南的同一時間，兩名政治局委員被出賣後遭到逮捕和殺害。總的來講，在鄧小平做地下工作的兩年之中，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安全工作一直做得很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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