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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一九八〇年十月一日

  今天是國慶節。使館的國慶招待會在昨天中午舉行過,因為已有三個國家把10月1日作為國慶節,除了我國外,還有尼日利亞和塞浦路斯,維也納的塞浦路斯使館一般不舉行招待會,所以我使館每年要與尼日利亞使館協商,分別在9月30日和10月1日舉行。這次國慶招待會也是我的到任招待會,到的客人很多。我呈遞國書後正值夏季休假,到假期結束時離國慶節已沒有幾天,只能把國慶招待會同我的到任招待會合併舉行。我們使館舉行招待會為了節約經費,都要靠大家一起動手,特別是國慶招待會客人多,而且是冷餐招待會,更要忙上很多天。昨天大家大忙了一陣,今天正好休息一天。按部內通知,從10月1日起給大家增加一些津貼,雖然增加得很少,大家這些年來已習以為常,也感到很高興。我原來每月115元人民幣,增加到150多元,最低的工勤人員由50多元增加到近70元。

  國內很多的同志以為我們外交人員來回乘飛機,坐大汽車,穿西服,同別人乾杯,好像很舒服,很優裕,實際上並不是這樣,在國外工作上是緊張的,生活上是儉樸的。在「文革」開始時,中奧還沒有建交,只有商務代表處,奧地利的極「左」派給中央領導人寫信,說代表處的工作人員的工作和生活資產階級化,穿高檔服裝,坐高級汽車,出入資產階級場所,專同資產階級打交道,結果領導同志被批鬥,大批外交官被調回國參加運動,造成了許多嚴重的問題。當然,我們的同志在工作和生活上並不是無可指責的,但這封信是極「左」思潮在國外的反應,所說的事是極端誇大和歪曲了的,嚴重醜化了中國外交人員的形象。

  建國以後,使館工作人員和其他駐外人員的工資是比較高的,接近第三世界外交人員的水平,但同國內生活水平相差太大,因此很多老大使向部內提出適當減少國外工資。後來,國外工資不斷受到國內運動的影響而發生變化,在反右派運動後,降低了60%,幾個月後感到降得太多,又回升了10%。當時的工資只比國內多3倍左右,因為在國外吃飯穿衣開支比國內大,家屬的費用也要多,不能算高工資。到了「文革」,大批特批高工資,決定取消國外工資,改為供給制,吃飯不要錢,伙食尾子不發錢,只發水果、蛋糕之類實物,供應從洗衣粉到衛生紙等,洗外衣和外出理髮按國內價格報銷,國內工資照發,國外只發很少津貼。外國人說我們是「小費工資」,實際上比小費還少。我們使館一年的開支還抵不上日本大使一年的工資。我從1974年擔任大使後一直是每月115元人民幣的津貼,終於到今年(1980年)10月1日起將增加30多元。同志們雖然感到很拮据,要積一年的津貼才能買一台18英寸的彩色電視機,有一些意見,但仍兢兢業業地工作,說明了我們的駐外人員是能夠體諒大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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