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政(76)_學達書庫

七六

　　※第十三章　受重任入北京　政工再建勳

　　1953年6月1日。廣州軍區司令部會議室。

　　一個四十歲開外、沉穩、老練的英武滯灑的年輕將軍，正在主席臺上慷慨激昂地作總結報告，會場不時響起陣陣掌聲。此人正是譚政。他報告的題目是《關於整理黨的支部工作問題》。原來，自全國解放後，部隊大規模頻繁作戰的情況已經改變，在隨之而來的戰後和平環境中，部隊的鬥志已有些渙散。特別是1950年3月，四野第十五兵團在準備海南島戰役過程中所暴露出來的思想問題，使譚政十分震驚。為此，譚政（當時在武漢）除通過各種方式催促渡海部隊抓緊思想教育、政治工作外，自遷到廣州後，特別著重抓緊對所轄部隊思想教育。譚政對新形勢下部隊存在的問題，十分重視。他認為，這種情況、問題的出現，不僅戰士中有，幹部隊伍裡面也有，而且主要在於部中；不但非黨群眾中有，黨員中也有，而且主要在黨員中。因此，他針對上述問題，決定先抓部隊各級黨委的思想建設和連隊黨支部的整理。

　　譚政用眼睛掃了一下與會者，用宏亮的湖南話說道：「鑒於目前部隊的思想狀況，黨的支部急需整理，不整理就不能增強其基層堡壘作用。而加強支部工作，不單單是為了解決當前幹部中所存在的問題，而且也是為部隊正規劃建設所需要的。辦法是：在上級機關派人幫助和指導下，實行逐個的、分期的和實現一定要求的整理。」

　　譚政停頓了一下，喝了一口水，接著提出了整理支部工作的四項要求。他高聲地、格外引起大家注意、重視地強調說：「為整理好黨的支部，必須明確四項要求：第一，明確支部工作的範圍和職責，改善黨內關係，加強集體領導；第二，健全組織與民主生活，加強批評與自我批評：第三，提高黨員的模範作用和活動能力，改善黨群關係，密切黨與群眾的聯繫；弟四，加強對青年團、俱樂部的領導。」在報告的最後，譚政又畫龍點睛式地強調：「我們整理黨的支部工作的中心，就是要增強黨內的團結和黨群的團結。因為這是支部工作中的兩個重要環子，抓住了這兩個環子，解決了問題，支部工作就能提高，支部就能成為戰鬥力量的堡壘，團結的核心，在執行任務中的保證者作用，就能發揮出來。」

　　譚政報告的新思路、新舉措，在會議上引起了轟動與強烈的反響。與會者一致認為，譚政政委所提出和要解決的問題，是目前部隊問題的癥結，問題的提出與解決，是完全必要的，及時的。這樣，在譚政直接領導、親自上馬，通過各種形式大力抓緊基層支部整理、建設的基礎上，部隊的思想狀態和精神面貌有了較大的改觀，各方面都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富有生氣的景象。

　　1954年8月下旬。廣州東山留園。廣州軍區司令部譚政住所。

　　紅日高照，金秋送爽，在廣州軍區司令部譚政住所，電話鈴聲急促響起。譚政接過電話，一個熟悉的聲音在耳旁響起。原來，電話是北京彭老總打來，他要譚政速來京開會，作為六十名軍隊代表之一參加一屆全國人大，人大召開時間是9月15日，並做好調京準備。

　　譚政放下電話，凝視窗外蔚藍的天空，心中充滿了無限的遐思。此次電話是彭老總第二次打來。此前不久，彭老總的第一次電話，已與譚政打過調其進京的招呼。至今，成行已在眉睫。

　　自1951年初譚政隨中南軍區司令部由武漢遷入廣州並更名為廣州軍區以來，至今三年過去了。三年裡，譚政在廣州經常深入部隊和基層百姓之中，他與中南地區的軍民已結下了深厚的情誼。今天，中央催他進京，即將告別朝夕相處的地方，譚政心潮起伏，猶如珠江滾滾的浪花，澎湃不已……

　　9月初，汽笛一聲長鳴，一列從廣州開往北京的火車緩緩起動了。譚政在他的機要秘書秦興漢的陪同下（暫未帶家屬），匆匆離開庶田、椰林的南國之鄉，馳往四季分明、六代古都的北京。

　　譚政到京後，經組織分配，立即出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協助總政治部主任羅榮桓同志，主持總政治部的常務工作。同時出席了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其實，早在譚政調京前，他就已參與了總政治部的工作，參與了修改、審定和印發《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的工作。

　　1952年12月中旬，由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委秘書長、代總參謀長聶榮臻主持的各大軍區、各特種兵參謀長和政治部主任的聯席會議上，就提出了從1953年6月起，人民解放軍開始學習蘇聯，實行正規化、現代化的軍事訓練，實行義務兵役制、軍官薪金制和軍銜制（簡稱「三大制度」）。在準備實行「三大制度」的過程中，有的幹部認為搞正規化建設，蘇軍有現成的條令、條例，我們照搬過來，一切按條令、規章辦事就可以了，不必再強調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他們主張，可以按蘇軍的做法，取消政治委員制，實行單一首長制。例如，在1953年5月頒佈的以蘇軍條令為藍本制定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內務條令》中，就只規定營長、連長是營、連的首長，而忽略了教導員、指導員在營、連中的地位與作用。還有人主張把政治委員改為副職，或各級政治委員都兼任政治部（處）主任，只管具體業務工作。

　　在總政治部主任羅榮桓的積極建議下，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軍委副主席彭德懷（1952年7月開始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等，一致否認了上述右的傾向，並於1953年12月7日至1954年1月26日，由彭德懷主持，召開了軍事系統高幹會議，會議基本否定了上述右的傾向。會後，中央決定，由國務院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國防委員副主席陳毅與總政治部主任羅榮桓一道主持《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草案）》的修改。

　　在此期間，恰值黨的七屆四中全會於1954年2月6日至10日在京召開。作為七屆中央候補委員的譚政，赴京參加了七屆四中全會，參加了反對高崗的鬥爭。會後，經陳毅、羅榮桓的建議與請求，參與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草案）》的修改、審定和印發。譚政根據自己多年部隊政治工作的豐富經驗，強調了部隊政治工作的極端重要性，強調了部隊各級政工人員的地位、職責與作用。在譚政的積極參加、參與下，修改後的《條例》總結了我軍所特有的豐富建軍經驗，簡明而系統地闡述了毛澤東提出的我軍一整套政治工作的方針和方法，對我軍政治工作的性質、任務、職責、組織形式、工作作風以及與各方面的關係，都作了明確的規定。為了實現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條例》規定：「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設立黨的各級委員會，作為部隊統一領導的核心；並確定黨委統一的集體的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為黨對軍隊的領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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