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政(38)_學達書庫

三八

　　在舊軍人出身的幹部問題上，譚政認為，必須有正確的政策。對於那些有能力有經驗能夠指揮作戰的舊軍人幹部，經過考驗之後，可分配當指揮員。凡是率領部隊加入我軍、願意接受八路軍、新四軍指揮的舊軍人，無論來自偽軍反正，土匪投誠，以及其他性質起義，均須格外優待。在通過軍委總政治部發佈指示、訓令方面，譚政也是精心策劃，親自主持的。

　　1939年5月6日，譚政與王稼祥就關於審幹問題發出指示，指出：審查的目的，在於瞭解幹部思想能力、個性、特長，發現積極分子，作為提拔幹部的根本。1939年6月25日，以譚政為主要領導的軍委總政治部發出《關於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和培養新幹部問題的訓令》。《訓令》提出：

　　由於工作開展，老幹部不足，吸收革命知識分子參加軍隊工作，成為目前幹部政策上一個重要任務。由於中國歷史的特點，使中國知識階層的某些部分有參加革命以至變為共產主義者的可能。同樣，正因為出身的關係，他們常常表現出思想上、行動上的弱點，因此要使他們成為一個健強的幹部必須經過長期的教育與鍛煉。從這一觀點出發，我們的原則是：（一）大批的吸收純潔的革命知識分子參加下層工作；（二）經常考察留心他們思想的動向，及時引導他們向健康的道路上前進；（三）瞭解並發揮他們的特長；（四）用一切方法逐漸提高他們的組織觀念紀律性與堅定性，虛心的接受本軍光榮傳統。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必須教育所有的老幹部重視和清楚瞭解新的革命的知識分子，把大膽吸收和耐煩帶領他們，看做是自己的責任，反對歧視與偏見。

　　1940年8月13日，以譚政為主的軍委總政治部會同中央軍委發出《對野戰政治部召集的政治工作會議及軍區幹部會議的指示》，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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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軍隊政治機關與軍隊各種幹部尤其是軍政幹部，必須瞭解與掌握黨的政策與策略，應當承認軍隊幹部對党的政策策略的瞭解與掌握是非常不夠的，因此必須加強幹部中策略教育使其成為幹部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項。……（三）為堅持敵後的艱苦鬥爭必須團結全黨幹部，因此明確的規定下列關係是必要的。（甲）在軍隊黨與地方黨的關係中，應更多的要求軍隊黨負責任，如遇爭論糾紛，應更多的責備軍隊黨。（乙）在外地幹部與本地幹部的關係中，應更多的要求和責備外地幹部。（丙）在老幹部與新幹部關係中，應更多的要求和責備老幹部。（丁）在正規軍與地方武裝的關係中，在老部隊與新部隊的關係中，應更多的要求和責備正規軍及老部隊。……

　　1941年3月18日，以譚政為主的軍委總政治部夫于加強幹部保健工作發出指示，指出：八路軍、新四軍幹部的健康狀況相當嚴重。如果再不關心，必會招致不應有的損失。幹部保健工作要反對兩種傾向，一種是不合科學的鋪張浪費，如亂吃補藥；另一種是克扣太緊，因小失大。1941年10月17日，又發出《關於軍隊內技術部門、技術兵種與技術專家中的政治工作的訓令》，指出：

　　由於我軍的政治機關與政工人員缺乏科學知識，對於專門技術不甚瞭解，固此發生：

　　把技術部門與技術兵種中的政治工作一般化，只問政治，不同技術，把政治工作與技術工作對立起來，妨礙技術的專門化與提高，甚至以政治壓倒技術，使發生技術退步的嚴重現象；不顧技術部門與技術兵種的特殊需要，在裝備、供給、經費等方面，定出平均主義的待遇；對技術專家捨不得給錢，又捨不得給名義，提出「專家政治化」的錯誤口號。為了糾正上述現象，政工人員須加強技術的重要性的教育；政治工作必須保證技術工作，不懂技術或懂而不多的政工人員，無權干涉或妨礙技術；保證技術部門的特殊需要；不惜重金，多方聘請專門人才等八條措施。

　　1941年12月9日，譚政又與王稼祥、傅鐘等軍委總政領導人關於對專門家政策問題與羅瑞卿交換意見：

　　（一）所謂同情分子，在我軍中大多是指各種不同的專門家（醫生、工程師、軍事人才等），對戰士則無重大意義；（二）我們對專門家的政策應當是鼓勵他們向技術方面發展，而不是用主觀之努力使之政治化；（三）同情小組對於入黨要求迫切的分子不能過癮，對政治興趣不大的反感束縛，因此，對他們的政治幫助可用活潑交談，友誼討論等方式吸收他們參加時事的、政策的、學術的報告與討論；（四）党的幹部還有極嚴重的宗派主義傳統，沒有與非党幹部共事的習慣，應加強教育。

　　譚政所撰寫和起草審定的有關我軍政治工作的論文，文件指示等，豐富發展了我軍的政治工作。

　　在延安的這一時期，八路軍、新四軍各部隊分散在各地獨立作戰，譚政則生活在這延安的「小天地」裡。早出窯洞門，看見寶塔山，晚上望明月，散步延河邊。譚政的生活範圍比較窄，全部時間幾乎都投入到無休止的工作、學習中去。為此，他性格活潑、開朗的夫人王長德，經常親自給他調濟生活。一次過年，窯洞外面的場子裡敲鑼打鼓，放爆竹，又有秧歌隊扭秧歌，「魯藝」演出《兄妹開荒》，可譚政還在窯洞裡寫文章。妻子王長德硬把他拉出去，他才和軍委總政機關於部一起去看了文藝節目。

　　譚政這個嚴肅有餘、活潑不足的領導幹部雖然看上去難以接近，可經常來找他反映部隊情況或者個人情況的幹部還真不少。他具有老共產黨員的優良品德，凡是給他提出過批評意見、指出工作中錯誤的幹部，他都覺著可親可敬，從不報復。所以，儘管他工作態度嚴肅認真，但人們都願接近他，願意與他談心裡話。

　　譚政在延安時期，做了大量的政治工作，如為軍委總政，為後方政治部，留守兵團等起草了和審定了大量的文件、指示、訓令、電報、總結、報告等，撰寫了有關全軍政治工作的許多文章，但譚政卻謙虛他說：如果說我在抗戰期間為總政治部、留守兵團起草文稿、撰寫的文章對軍隊政治工作建設有些指導作用的話，應該說是有毛澤東等人的指導，有總政治部等機關各級幹部幫助的結果，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我自己只是動手執筆寫出來而已。

　　實際上，譚政在起草文件，撰寫文章的過程中，也確實得力于許多同志的幫助與支持。在他為軍委總政起草文稿時，時任軍委總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鐘，曾經常對他起草的許多文稿提出過寶貴的意見。時任軍委總政治部秘書長，宣傳部長兼《八路軍軍政雜誌》主編的肖向榮，也對譚政撰寫文章的草稿提出過意見。譚政刊登在《八路軍軍政雜誌》上的所有文章，也都是經過這個主編之手，認真修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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