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30)_學達書庫

三〇

　　黨中央、毛澤東同志鑒於國、共第一次合作時血的教訓，及時地要求全黨同志提高警惕，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全力鞏固我們的黨，鞏固党領導的軍隊和政權，以準備對付可能發生的突然事變，並作出了大力發展華中的戰略部署。黨中央明確提出：鑒於日寇大量增兵，華北敵佔區日益擴大，我方鬥爭日益艱苦，以及國民黨可能的公開反共和投降，全國性突然事變可能到來，我軍決不能限死在黃河以北不入中原，故「華中是我最重要的生命線」。「整個蘇北、皖東、淮北為我必爭之地。凡揚子江以北，淮南路以東，淮河以北，開封以東，隴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統須在一年以內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據地。」

　　根據這一戰略方針，黨中央令八路軍主力兩萬余人由冀魯豫分路南下，會同新四軍第四、第五、第六支隊以及江南指揮部已到達蘇北的挺進縱隊和蘇皖支隊共同完成發展華中的任務。

　　1940年3月，顧祝同調集五個師、一個旅，連同地方保安團約十八個團的兵力，主要部署在貴池、青陽、績溪、甯國、宣城、繁昌、南陵、涇縣一帶，還加強了溧水、高淳、郎溪、廣德、宣城之線，企圖切斷新四軍皖南，蘇南之聯繫，造成圍殲皖南、威逼蘇南之勢。同時，在大兵壓境的態勢下，勒令新四軍將江北第四、第五支隊和葉、陶部南調。

　　皖南地處敵後，在國民黨三戰區包圍圈中。蘇南是新四軍對日作戰和向東向北發展的基地。以當時新四軍的兵力來看，暫難在皖南、蘇南兩處作戰。

　　為此，陳毅、粟裕建議皖南軍部應向蘇南靠攏。

　　4月26日，中央複電陳、粟，同意他們的建議，指示「皖南軍部速移蘇南為宜。」但項英又動搖起來，以種種藉口拒絕北移，反而再三要求中央批准將葉、陶部調回皖南。

　　黨中央斷然拒絕了項英的要求，於1940年5月4日發出《放手發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頑固派的進攻》的重要指示（簡稱「五四」指示）。「五四」指示強調指出：在國民黨反共頑固派堅決地執行其防共、限共、反共政策，並以此為投降作準備的時候，我們應強調鬥爭，不應該強調統一。如果不鬥爭，就將再犯1927年的錯誤。中央還就我在敵後地區的發展方針著重指出：「不應強調華中特殊而坐失發展時機，在江蘇境內，應不顧顧祝同、冷欣、韓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評、限制和壓迫，西起南京，東至海邊，南至杭州，北至徐州，盡可能迅速地、有步驟有計劃地將一切可能控制的區域控制在我們手中，獨立自主地擴大軍隊，建立政權。」

　　陳毅、粟裕當即召集幹部會議，傳達「五四」指示精神。項英卻向中央撂了挑子，認為中央的「五四」指示表明：新四軍的領導已在思想上犯了路線錯誤，在行動上存有拒不執行中央方針的行為。他「當然不能繼續領導而且也無法領導」新四軍的工作。

　　6月，蔣介石部署的由顧祝同、冷欣、韓德勤、李品仙從南、北、西三方面向新四軍圍攻的陣勢已經形成，至此我皖南、蘇南部隊已無法集中；江北幾支部隊協力發展華中的計劃進展也十分艱難，新四軍現有的力量已不可能求得在大江南北同時對付頑固派的進攻。形勢的發展，已經到了最後抉擇的關鍵時刻。

　　6月15日，陳毅同粟裕相商後，當機立斷，急電中央：決心將部隊移往蘇北，「再不決定」，必致蘇北、蘇南兩方受損。」

　　美麗的蘇北，垂柳環繞，池塘如鏡，河裡白帆點點，遠山在霧中飄浮，就像一幅絢麗的油畫。

　　就在這風光旖旎的蘇北，又一次，反共高潮已經形成。國民黨頑固派韓德勤，此時出任江蘇省政府主席兼魯蘇戰區副總司令。

　　韓德勤本來就是一個反共專家。抗戰之前他曾率兵去江西蘇區「剿共」，與工農紅軍多次交鋒。他的部隊被打跨，自己也被活捉，由於紅軍政策寬大才得以釋放。粟裕對韓德勤也並不陌生。第五次反「圍剿」時，粟裕率部從高興圩撤向富田南邊白雲村，途中碰到韓的一個師，粟裕率士兵們一個衝鋒，像吃豆腐一樣，一下子就把它消滅了，繳獲頗豐。現在的韓德勤，粟裕經過進一步調查瞭解到，他在蔣介石的支持下，依靠嫡系主力第八十九軍和獨立第六旅等武裝，實行苛捐重賦，魚肉人民。當地老百姓流傳著一首歌謠：

　　天上有顆掃帚星，
　　地上有個韓德勤，
　　手下白養幾萬兵，
　　專門欺壓老百姓。

　　韓德勤不僅不抗日，而且極力鎮壓愛國運動，摧殘抗日力量。1939年春，韓部突然圍攻東海縣抗日武裝——八路軍獨立第三團，殺傷該團團長以下數百人。同年夏，又圍攻活動于高郵湖以北閔家橋地區的抗日遊擊隊，慘殺該遊擊隊領導人陶容以下數百人，其中大部是共產黨員。類似的大小血案，遍及蘇北各地，時有所聞。蘇北國民黨部隊內部愛國官兵的抗日要求，也受到韓德勤的壓抑。日寇在其兵力不足的困境下，樂於利用韓德勤作為鎮壓蘇北抗日軍民的力量。日、頑雙方信使往來，狼狽為奸，人民陷於水深火熱之中。

　　韓德勤已成了蘇北抗戰的主要障礙，解決蘇北問題，應先向韓下手。

　　當時，蘇北地區由韓德勤指揮的國民黨軍總兵力共有十六萬人，其中韓德勤系統八萬人，號稱十萬。但派系繁多，矛盾重重。駐在泰州附近地區的魯蘇皖邊遊擊總指揮部李明揚、李長江及曲塘一帶稅警總團陳太運等部，都是深受韓德勤排擠和歧視的中間勢力。他們的處境和具體情況與韓德勤的嫡系部隊和保安旅有所不同，因而政治態度也有差異。李明揚是老同盟會員，資歷比韓德勤老，他和李長江原是國民黨江蘇省保安處的正副處長，自從顧祝同、韓德勤包攬江蘇軍政大權以後，保安處長由第八十九軍軍長李守維取代，二李的地位一落千丈，後來得到桂系的扶助，才維持了當時的地位。他們有一定的民族意識，企圖借助於我新四軍的抗戰聲威，以抵制韓德勤的壓迫與兼併。而貴州籍的苗族人陳太運，屬宋子文系統，是以同鄉關係得到何應欽的支持而維持了今天的地位。他也有一定的抗日意識。1939年，他曾一度被韓德勤軟禁於興化，與韓也是面和心不和。

　　粟裕從以上情況分析，認為，李、陳等地方實力派與韓德勤之間的矛盾，雖有其自身的利害關係，但也包含有堅持抗戰和破壞抗戰的矛盾。在蘇北頑、我之間，李、陳等地方實力派處於重要的地位。如果他們能中立，就可以全力對付韓德勤。因此，粟裕與眾多領導人認為，要解決蘇北問題，必團結李、陳全力除韓。

　　於是，江南新四軍積極主動與李明揚、李長江聯繫，陳毅親自與二李會面，並從新四軍的戰利品中特地選了一匹好馬，佩上新鞍韉，送給李長江；同時向李明揚贈送了日軍的指揮刀。二李對新四軍到蘇北抗日表示諒解，並將韓德勤的反共密令告訴了陳毅、粟裕。

　　可是，對二李的統戰工作並不是一帆風順的。事實表明，由於二李在抗日反韓這一根本立場上存在一定程度的搖擺性，因此對他們的爭取要作「和」與「打」兩手準備，「和」是為了爭取，「打」也是為了爭取。

　　當陳、粟積極爭取二李時，韓德勤利用二李對蔣頑壓力的畏懼，以及對我挺進縱隊在江北發展的疑懼心理，又打又拉，表示要與二李「捐棄前嫌，重修舊好，共同反共」，使二李動搖而倒向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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