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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


  羅卓英非常狡猾,他查明紅軍遊擊隊主力已突圍進入閩浙邊境後,並沒有派數萬大軍追趕不足千人的遊擊隊,而只派出大約五個團的兵力追堵遊擊隊,幾十個團的主力仍舊死死圍困住紅軍的遊擊根據地。

  從9月中旬開始,羅卓英血洗浙西南紅軍遊擊根據地,直到次年6月「兩廣事變」爆發。

  粟裕率挺進師主力在福建省壽寧縣與以葉飛為書記的中共中央閩東特委會合,遂即召開聯席會議,決定成立閩浙邊臨時省委和閩浙軍區,劉英任省委書記兼軍區政治委員,粟裕任軍區司令員兼省委組織部長,葉飛任省委宣傳部長,陸大英任軍區政治部主任。

  粟裕與葉飛匯合之際,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已到了陝北蘇區的吳起鎮。

  粟裕的主力部隊雖已跳出敵人的合圍,但國民黨用來追堵的五個團雖不及國民黨投入「圍剿」兵力的六分之一,卻已相當於挺進師主力的十倍。加之處在國民黨腹心地區,有國民黨保安團隊和地主武裝與國民黨正規軍配合,挺進師的處境仍十分艱難。

  面對這種局勢,粟裕決定立即著手開闢新的遊擊根據地。他命令北渡甌江的第一縱隊加緊向浙東的括蒼山一帶發展,其餘的主力部隊集中力量開闢浙南遊擊根據地。

  浙南一帶,主要是甌江下游以南的廣大地區,東瀕東海,南接閩東,山嶺連綿,地形險要。粟裕認為浙南比浙西南有兩個更為有利的條件:一是1924年這裡就有黨的活動,1929年冬天以後的兩年間,党在這裡領導過武裝暴動,紅十三軍在這一帶的武裝鬥爭給這裡的群眾留下了深刻的影響。平陽、福鼎之間尚有黨組織活動,可以互為依靠。二是這裡離浙贛線較遠,國民黨統治勢力比較薄弱。

  粟裕率部由浙閩邊向東北行動,攻下了瑞安縣珊溪鎮,立足於瑞安、平陽、泰順之間,據此向東南和東北發展,直至東海之濱。

  局面打開後,由劉英帶少數短槍和省委機關在瑞、平、泰地區開展遊擊根據地的建設工作,粟裕則率領武裝部隊在浙閩邊進進出出,從浙江打到福建,又從福建打到浙江,吸引並打擊敵人,掩護並保護省委在遊擊根據地的工作,並支援浙西南地區的鬥爭。

  從1935年9月到1936年6月,浙西南遊擊根據地一度喪失,但瀝南地區又開闢了大塊的遊擊根據地。遊擊戰爭則在浙西南、浙閩邊、浙東、浙南更廣泛地開展起來。羅卓英的三四十個團的「圍剿」,未能奈何粟裕的這支千把人的隊伍。

  由於僅有的一部電臺在戰鬥中被敵人打壞,從此粟裕他們便與中央和上級黨組織失去了聯繫。召開遵義會議,清算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這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武裝力量是生死攸關的大事,可是,浙南的黨組織無從知曉。

  在革命轉入低潮之際,留在南方堅持遊擊戰爭的遊擊隊應取何種方針,其認識並不十分明確。

  挺進師成立之初,粟裕和他的戰友們主要考慮的是如何實現由正規軍向遊擊隊的轉變,進入浙西南,建立遊擊根據地,在浙江省立腳生根。前四個月的鬥爭進展比較順利。

  後來,比遊擊紅軍強大幾十倍的國民黨軍隊血洗浙西南遊擊根據地,剛剛取得的革命成果遭受嚴重摧殘。在如此嚴酷的形勢下,粟裕回顧浙西南的遊擊戰爭歷程,產生了一些想法。

  在浙西南,紅軍遊擊隊基本上是按照當年中央蘇區的做法,以打土豪分田地為基本政策,公開發展群眾組織,公開建黨建政。

  創建遊擊根據地之初,採取這些做法,對於打擊敵人、發動群眾、打開局面,無疑是正確的。不過,從堅持長期鬥爭的角度看,打土豪分田地的打擊面大了一些,不利於團結和爭取其他社會階層。況且浙西南紅色政權的中心區離鐵路不過幾十裡,這樣一個在白色政權包圍中的小小的公開的紅色政權,目標突出,力量弱小,經不起敵人的反復打擊。鑒於上述分析和思考,粟裕設想在民族矛盾日益加深的形勢下,應從實際情況出發,適當地轉變策略,調整政策,團結中間階層,對上層分子根據其不同表現區別對待,以弧立敵人,並注意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的結合,以增強紅軍遊擊隊對敵鬥爭的力量。

  當粟裕把上述想法同劉英商討時,劉英認為粟裕的意見是對浙西南工作的否定,因而甚為反感。

  劉、粟兩人在思想上產生了分歧。

  中共閩浙臨時省委是在失去了與黨中央和上級黨組織聯繫的情況下,由浙南和閩東兩個遊擊區的党的負責人,根據實際鬥爭的需要協商一致成立的。臨時省委成立後,由於浙南遊擊區和閩東遊擊區雙方都有些本位主義、山頭主義。浙南方面還有以主力自居的思想。雙方都不知道遵義會議的精神,「左」傾冒險主義的思想仍然存在。互相錯抓了人,錯殺了人的現象時有發生。為此雙方都有氣,發生了一些誤會,以致產生了矛盾。

  臨時省委應該妥善處理這些問題。但作為臨時省委主要負責人的劉英卻想「統」掉閩東。他幾次提出留葉飛在省委工作,藉以把葉飛調離閩東。

  粟裕不贊成劉英的意見,他認為這樣不利於堅持閩東遊擊根據地和協調兩個地區的關係,也不符合組建臨時省委的初衷。

  粟裕認為劉英給閩東遊擊師派的政委人選不當,可能對雙方團結起不好的作用。

  劉英未能採納粟裕的意見。

  臨時省委的幾位主要負責人經常分開活動,劉英實際主持臨時省委的工作,他常常以省委的名義把個人的意見強加給其他同志。

  閩東方面對劉英的做法有疑慮和反感。

  粟裕感到為難。他雖從中做了一些調解工作,但收效甚微。

  1936年2月間,轉戰於閩浙邊境的粟裕遇到了閩北軍分區政治部主任,他寫了一封信託這位政治部主任轉交給閩北軍分區負責人黃道。黃道在黨內是有威望的老同志。在閩北、閩東、浙南三個遊擊區党的負責人中,黃道的資格最老,威望也較高。粟裕希望由黃道牽頭,召集會議,商討三個遊擊區今後的配合問題。

  劉英此前也給黃道寫信聯繫過,當他得知粟裕給黃道寫信的事後,劉英甚為不滿,並引起了恐慌。

  1936年3月間,劉英寫信給葉飛,說臨時省委已於2月2日決定葉飛兼組織部長,要葉飛到省委工作。當時粟裕是省委組織部長。粟裕認為,劉英當時既想把葉飛調離閩東,又想撤掉粟裕的組織部長。但由於種種原因,未能實現。

  羅卓英經過幾個月的「圍剿」之後,把主力部隊從浙西南紅軍遊擊區集結於城市和交通幹線。

  劉英判斷敵人的「圍剿」已經結束,他要求粟裕率挺進師主力回到浙西南地區去恢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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