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毅傳(114)_學達書庫

一一四

　　陳毅一行離日喀則東返，此行印象美好。前路卻逢磨難，引日記兩則為證：「5月19日，班禪大師來寓送別，同車渡年楚河，到雅魯藏布江與年楚河會流處。群眾萬余人已集會歡送久等了。餘在帳篷內與班禪建議，要與達賴、張國華3人如何保持團結和統一領導，並引毛主席對此問題所提供的各項原則與經驗。班禪再次表示感謝我們的提示和指教。在送別大會上，班禪發言，依依不捨。餘答詞引李白詩：『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意即東流之雅魯藏布江不及我們團結為人民服務的情長和義重也。」

　　「5月20日，上午8時半啟行。昨夜頭痛甚劇，啟行後亦然。翻過東拉後，天大雪，翻旭角，風雪交加，愈來愈甚。下山到羊八井大草原，天開始晴，雨雪亦止。但頭痛，體疲，坐臥不寧，為此行2月來最難過的遭遇。」

　　拉薩各界是在5月30日舉行歡送大會的。此次訪問「功德圓滿」。至今西藏人士言談及此，還很懷念陳毅。有的人還說，從古以來，進入西藏的漢人，只有兩個是家喻戶曉、口口相傳的，一個是文成公主，一個就是陳毅。

　　飛機通航了。中央為確保安全，特派空軍副參謀長張廷發專程到西寧佈置，要西藏當雄機場現有4架飛機中先試飛兩架到西寧，嚴格檢查。

　　飛機小，裝載不了許多人。各分團分別經青藏、康藏公路返回。6月4日，陳毅與西藏噶廈官員、中共西藏工委和西藏軍區領導人一一告別，在當雄機場起飛東返。

　　第五節向知識分子行「脫帽禮」

　　1958年2月以後，陳毅的主要任務就是外交了。可是在中國人的印象中，這位陳老總在「廣州會議」的講話是他長期分管或兼管的科學文化的「施政」演說，是他對知識分子政策的「萬言書」。

　　問題還得從頭說起。

　　分管科學與文化，就是分管知識分子。國務院分工陳毅管這一門是很對的。

　　要管知識分子，自己就得熱愛知識、尊重知識。陳毅對知識的追求是如饑如渴的。戰爭年代他的行囊或大或小，多半是書。當上海市長，他「微服」上街逛舊書店；對於善本古籍，只要有文史價值，不論內容「紅黃蘭白黑」，都下令圖書館、博物院妥為收藏保存或影印出版。調中央工作後，古籍書畫較多的北京琉璃廠更是常客。有病住院，在他是樂事，可以大量讀書。1955年1月，他牙病住院11天，除了每天送來的文件報紙不能不看外，他通讀了杜甫集、《白氏長慶集》、馮至的《杜甫傳》，還有羅曼羅蘭的《約翰·克裡斯多夫》。他不僅閱讀，還在書上評點，在日記上寫讀後感。象對李白、杜甫、白居易，有的專家偏愛一個偏惡另一個到偏激的程度。陳毅寫道：他們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民要求，這便構成中國文學上的優良傳統」，「其價值應放在不同尺度上去估價，不可樂此惡彼。」

　　由於他知識豐富，而且能作胸襟寬闊、目光精微的分析評價，許多知識分子就願意接近他，希望和他交朋友。陳毅在科學、文化界的朋友不僅量多，而且質高；不但是知友，而且是諍友。著名學者、商務印書館的老闆張元濟，年齡比陳毅大34歲，陳毅與他也成為「忘年交」。1950年，張老83歲了。

　　因商務印書館經濟困難，發不出工資了，來向陳毅市長要貸款。陳毅卻給他深談改善經營管理之道，談得老先生豁然開朗，錢也不要了，回去就搞整頓。

　　從此友誼更深，每年逢張老生日，陳毅必送筵席上門祝壽，調任副總理後也不忘記，直到1959年張老92歲仙逝。

　　陳毅副總理既然分管科學、文化，對共產黨的科學、文化政策和知識分子政策的制訂，其作用是很切實的，他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提供意見或參予修改文件。

　　陳毅應召於1955年12月底赴杭州在毛澤東領導下參與農業發展綱要的修訂工作時，他的文件包裡還裝著中央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的徵求意見稿。同樣也是急件，因為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在1月中旬就要召開，他也得把修改意見正式寫出來送中央。陳毅就雙管齊下，交替進行。到1月4日，終於研究確定，陳毅給周恩來寫信報告。信上說：「這幾天搞十七條條文的修改補充，故把對中央關於知識分子指示意見一事辦遲了。現各同志已提了一些意見，特送上供參考，」「我昨夜又把中央指示讀了一遍，覺得該指示頗為全面。各同志的意見均已提到，只是應否對某幾點著重多說一些的問題。

　　陳毅認為需要多說一些的問題主要就是一個：知識分子改造與資產階級分子改造的區別。他寫道：「……知識分子的改造與資產階級分子的改造各有其難易。資產階級改造在某幾點上反較高級知識分子較為容易。即是說思想體系和作風的改造較之企業的物質改造當然是更困難，更應是長期的。」

　　「還應說精神與思想改造當然更要講究方法，」「……把知識分子與資產階級兩種改造略作比較加一小段，我認為有必要。」

　　陳毅還轉達了毛澤東幾次與他們談話中「約略談到的意見」：「一、認為中央關於知識分子文件不如工商改造指示明確。二、許多問題應提得恰如其分，免翹尾巴。三、認為曾希聖提的對中層知識分子的關心和處理也應寫到指示中。」

　　北返途中，毛澤東與修訂農業發展綱要的原班人馬討論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回到北京，陳毅到家就接到周總理的通知，要他參加修改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他隨即去參加修改。日記中記著，他直到深夜1時半才回家。

　　因此，周恩來1956年1月14日在中共中央召開的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的報告，也包括陳毅意見在內。

　　正如陳毅所說，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和周恩來的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是「頗為全面」的。對知識分子充分發揮其力量，不斷提高其政治覺悟，大規模擴大其隊伍，盡可能迅速地提高其業務水平，都講到了，報告強調了知識分子在各條戰線上的重要作用，也強調了「黨中央認為：對於舊時代的知識分子必須幫助他們進行自我改造，使他們拋棄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思想，接受工人階級的思想。」報告特別指出：「目前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的主要傾向是宗派主義，但是同時也存在著麻痹遷就的傾向。」還具體規定，「必須保證他們至少有六分之五的工作日用在自己的業務上，其餘的時間可以用在政治學習、必要的會議和社會活動方面。」指示和報告都是符合當時知識分子隊伍基本需要的，對知識分子的隊伍中先進、中間、落後和極少數敵對的情況也有明確的分析，並沒有象在實踐中特別是在反右的「拔白旗」以後那樣給廣大知識分子一律扣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

　　所以這次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和報告，與隨後不久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講話中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鼓舞了廣大的知識分子，激發起加強自身思想改造、學習馬列主義和鑽研業務的熱情。

　　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陳毅沒有參加。因為他在1956年秋季因疲勞過度，在出席印度駐華大使的宴會中突發腦貧血暈倒；經查還有高血壓、動脈硬化、心肌硬化等病，休養長達一年多未能視事。

　　然而作為副總理的陳毅即使能夠「視事」又有何用呢？反右擴大化之風刮起後，不可抗拒。陳毅的好友不止一個被劃為右派。陳毅的成都者同學、勤工儉學同去法國、同被押回的金滿城，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也被打成右派。陳毅所能做到的，只是照常和他來往，並彙集大包材料，讓他撰寫有關留法勤工儉學的書稿，使他得到些慰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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