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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


  陳毅當時對富田事變是持堅決反對的態度的。但是亂抓亂殺現象越來越嚴重。他作為書記又不得不傳達蘇區中央局和總前委的決定並組織實施。向來神情開朗、喜笑怒駡流於形色的陳毅忽然沉默寡言。他為被錯抓錯關的人重新甄別定案,一旦查無實據即予釋放。中央提款委員易爾士於1931年2月20日給中央的報告中,也曾提到陳毅主持正義的事實,陳毅寫信給他,要他去總前委如實陳述當時的情況,信中有「被誣在的同志們暫時忍氣,在將來我亦可代為申白」等語。

  1931年的3月到9月,國民黨對江西蘇區和一方面軍接連發動了第二次、第三次「圍剿」。陳毅在贛西南特區委為反「圍剿」做了大量工作,籌集糧草,組織運輸,輸送預備兵員,還率領興國、寧都、贛縣、於都等縣的地方武裝配合作戰。對於肅反,他更瞭解內情了,便經常指示要認真調查,注重證據,不搞刑訊逼供,不輕信口供。對那些被亂抓亂押的人,凡無真憑實據的,他敢於下令釋放,使那些幹部和積極分子得以投入反「圍剿」鬥爭。

  經陳毅之手釋放的人難以計數。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回憶中央蘇區》中,曹金山寫的《陳毅同志救了我》,就曾寫到僅於都一地一次就放了幾十人。

  這樣就觸犯了肅反大員。肖克1981年8月回憶說:李韶九早已懷疑陳毅,有一次公開對人說:我過不了多久就要有匹好馬,有條好槍了。這可是個大人物!陳毅聽說,就公開表態:老子有好幾條槍,誰敢來!

  陳毅很堅定,卻也感受巨大壓力,因為李韶九當時是大權在手的人。陳毅常有去上級開會就象李文林那樣永不回來的感覺。他的這種情緒自然為他年輕的妻子肖菊英察覺,日夜擔憂。或許出於某種預感,她托人把陳毅送給她的一支派克金筆轉送給她的哥哥。但沒等金筆送到,就已出事。一次陳毅遠出開會,臨行又似訣別,陳毅告知肖菊英某日一定回來,如果到時候沒回來,就可能發生了意外的事。陳毅的確如期踏上歸途,不料中途遇到白匪襲擊,馬被打死,陳毅與警衛員繞道步行回興國城,回到駐地時,為陳毅日夜擔憂的肖菊英已死在井中了。

  1968年10月,陳毅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小組會上談起中央蘇區肅反擴大化時的個人經歷。他說:在中央蘇區時,整我是AB團的團長,整了3年多。李韶九對我說:你是AB團,只有自首才有出路,我寫情報告了毛主席,兩天就得到毛主席的回信,他說我支持你,並批准我把那些被打成AB團的同志分別輕重加以釋放。當時如果毛主席不支持我,他們就把我槍斃了。毛主席去打仗,就把紅軍的戰費和他的幾篇著作的油印稿交我保存。他對我說:紅軍的戰費都在這裡,還有我的幾篇稿子,都重托給你了。我是很感激主席的。

  1932年5月,李富春、陳毅、吳德峰受命組成江西省肅反委員會。省肅反委員會宣佈:在過去紅軍肅反工作中作AB團分子殺了的官兵,尚未宣佈而查不清楚的,其家屬如在地方仍一律以紅軍家屬優待。

  1931年11月,陳毅出席在瑞金葉坪召開的中華全國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當選為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並因成績卓著被授予紅星獎章。

  1932年1月,為便於集中統一指揮江西赤色地方武裝,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革軍委)決定將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之下的軍事部取消,改設江西軍區總指揮部,陳毅被任命為總指揮兼政治委員,負責指揮獨立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等師及江西所有地方武裝,是為中國人民軍隊有軍區建制之始。

  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比立三路線更「左」,強令紅軍進攻中心城市,蘇區中央局和中革軍委只得選擇贛州為攻取目標。彭德懷被任命為主作戰軍前敵總指揮;陳毅以江西軍區總指揮任支作戰軍指揮,負責指揮地方部隊6個獨立師配合作戰。紅軍圍攻月餘不下,傷亡甚重,敵援軍又至,只得撤圍。

  此後,陳毅又先後從江西軍區動員大批赤衛隊和民工赴閩南、粵北支援毛澤東帶領的東路軍一、五軍團作戰。勝利後又將繳獲和徵集的大批食鹽、布匹和其他緊缺物資運回蘇區。陳毅還從江西模範少先隊員中抽調大批年齡較長的骨幹編成兩個團派往南雄水口地區擔任運輸、救護等戰地勤務,青少年們表現出色,得到五軍團首長的讚揚。

  但是毛澤東的作戰方針和策略總不符合臨時中央的「積極進攻路線」。

  為貫徹臨時中央的「左」傾路線,中共蘇區中央局在寧都召開會議,對毛澤東和他在紅軍中實行的戰略戰術進行了錯誤的批評和指責,排斥了毛澤東對紅軍的領導。

  1933年2月到3月,紅一方面軍在毛澤東離開指揮位置的情況下取得第四次反「圍剿」的大勝利。周恩來、朱德頂住蘇區中央局後方負責人的牽制,指揮紅軍兩戰兩捷,殲滅蔣介石嫡系近3個師,俘敵1萬餘。陳毅帶領江西軍區直屬部隊、獨立師、獨立團和地方遊擊隊配合,發動戰區群眾支援紅軍。

  他同官兵們一起行軍作戰,神情又得開朗,有《樂安宜黃道中聞捷》詩一首為證:

  千崖萬壑供野宿,羊腸鳥道笑津迷。
  半夜松濤動山嶽,中天月色照鬚眉。
  工農兒子慣征戰,四破鐵圍奇中奇。

  但是陳毅的開朗心情維持不久,這一年年初從上海遷來瑞金的臨時中央,直接地對紅軍和蘇區實行錯誤路線的專制。

  1933年6月,蘇區中央局在寧都江西軍區所在地召開再一次打擊毛澤東的第二次寧都會議。陳毅作為江西軍區負責人列席了會議。陳毅在發言中肯定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創建紅軍的功績,並以紅軍幾次反「圍剿」作戰為例說明毛澤東在戰略策略方面的優長,說毛澤東對中央一些方針雖有意見,但在組織上是服從的。

  據宋時輪(當時為江西省軍區參謀長)1986年10月回憶:陳毅還與中共江西省委書記李富春一同建議請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等領導人為江西省機關幹部作報告,其用意是給毛澤東提供申述觀點的講臺,但未獲會議主持人的批准。

  1933年7月,臨時中央派員參加江西省委擴大會,督促清算江西的「羅明路線」,點名批評鄧小平、毛澤罩、謝維竣古柏,實質是繼續批評毛澤東,以清除他在紅軍中的影響。陳毅、羅榮桓(剛調任江西軍區政治部主任)與軍區機關部長以上幹部都出席了這次會議。陳毅、羅榮桓頂住巨大壓力,不肯上臺發言批判。但江西軍區沒人上臺無法「脫身」,他們便找青年部長鐘發宗,他年齡最小,講錯幾句也無大關係。鐘發宗上臺,有意從個人講起,以親身體會講紅軍的成長壯大。不料立刻被中央來人指責為「機會主義的發言」。不等大會結束,陳毅和羅榮桓就把鐘發宗派到遠地的一個軍分區當政治部主任,保護起來。鐘發宗在1983年8月回憶此事,記憶如昨。

  蔣介石調集百萬大軍對各地蘇區進行第五次「圍剿」,直接用於中央蘇區的達50萬,而且「步步為營,堡壘推進」。左傾路線的領導者們用共產國際來的軍事專家李德的一套完全不適合中國紅軍的戰法對付,連續失利,損失慘重。

  江西軍區在閩贛一帶的各個省級軍區中是個大軍區,所轄地區達10餘縣,占中央蘇區的大部分,紅都瑞金即在其境內。當時境內尚有清塘、石城、赤面寨等白色據點,憑藉地形險要、糧彈充足,久攻不下,成了敵人安在蘇區內部的釘子。在陳毅的指揮下,省軍區部隊周密偵察、精心準備,軍事攻勢與政治攻勢相結合,終於一一拔除。在擴大紅軍運動中,江西軍區所轄10餘縣僅1933年的「紅五月」 1個月就突破2.5萬人。興國縣更是一馬當先(山歌活動也廣泛用於「擴紅」),被譽為「第一等的工作」。1933年6月,陳毅親自到興國參加「興國模範師」出師誓師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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