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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三


  他們從1977年開始就大舉鎮壓華僑,剝奪他們就業升學的機會,無故解職,取消戶口和口糧,公安人員隨時間人華僑住宅,強迫填寫「自願回國書」,乘機搜查、敲詐、沒收財產,華僑受盡毆打折磨,到1978年8月就有16萬華僑被驅逐回中國。1978年中國提出兩國政府談判華僑問題,談判無結果,中國僑委會決定派船去越南接回華僑。消息一傳出,許多華僑紛紛向越南政府申請回國,引起越南政府不滿,一面拒絕中國派船,一面鎮壓要求回國的華僑。8月初,越南公安人員對集結在河內的華僑進行突然襲擊,逮捕百餘人投入監牢。中旬又在友誼關外向要求回國的大批華僑進行屠殺,造成百多人的傷亡事件。越南迫害華僑問題鬧得兩國關係日趨緊張。在我去越南時,越南已驅逐華僑達25萬人。

  1978年12月,越南舉行慶祝人民軍建軍34周年集會,會上越南國防部長作報告說越南隨時準備打一場大的戰爭,要建立一支「無敵的軍隊」,「決心打敗一切敵人」。越南把中國當作「最危險最直接的敵人」和「新的作戰對象」,在靠近中國邊境製造「淨化區」,把與中國有來往的居民統統趕走,派出公安、特務人員,調集20余萬人的精銳部隊,明確要對中國進行「進攻戰略」,修築大量工事和軍事設施,在「淨化區」內住上「衝鋒隊」、「敢死營」,不斷侵入中國領土、干涉中國邊民生產生活,綁架中國人員,製造許多流血事件,到1979年初侵犯中國邊境地段達162起,打死打傷數以百計的中國軍民。

  中國政府對越南這種越界挑釁、槍殺中國人員的侵略行徑,一再提出抗議和警告,越方置之不理,乃使中國政府提出要加以「懲罰」的警告,中越關係日益緊張。我就是在這種雙方劍拔弩張、火藥味極濃的情勢下去越南當大使的。

  §臨行河內前感覺到火藥味

  當我接受去越南當大使任命時,我知道這是個艱難的任務,很可能不會長久。作為大使應該謀求以和平方式解決兩國爭端,而我知道以當時兩國關係及雙方決策人的言論來說,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是很難的,我是無能為力的,我要作可能發生武裝衝突的準備。對一個當大使的人來說這是他最不願看到的形勢。

  所以我在去河內前先去廣西,由廣西自治區派人陪同我去沿廣西與越南接界處,從睦南關直到北海與越南海上接近地察看了一下。昔日雙方來往的睦南關口現在已無人走動,通越南的火車停了,站台上冷冷清清。關上兩邊山峰叢林中雙方都埋伏有不可估量的火力。東興與越南老街只一水之隔、一橋之通,當年從橋上或涉水(白倫河平時水不深,涉水可過)而來上千的越南邊民在東興鎮上做生意,互通有無的繁榮景象,現在沒有了,橋從中間斷了,河上無人無船了。東興縣的同志告訴我,在越南與美國、南越軍隊作戰時,東興不只是他們的後方,而且是他們的避難所,被敵軍追擊時他們就跑過來了。我在沿邊境看到的,在許多地方中越邊界只隔著一條小溝,不用說跳,只用跨一大步就過來了,他們那邊沒有居民,只有武裝人員活動,而我們這邊民宅遍佈,甚至有小型工廠。地方同志說,打起仗來,我們雖然地勢不利,但有準備。沿途所見,雙方虎視耽耽,戰火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中國大使處處受冷遇

  大使館是國家派出機構,它應當作為國家的耳目,瞭解駐在國的情況,特別是兩國關係及與本國有關的動向,及時報告本國政府。這點是當一個大使應該做到的。但是當我到河內後,卻被一層冰涼的圍牆包圍起來。

  新到任的大使首先應到駐在國外交部,送交國書及頌詞的副本,商談遞交國書事宜,然後由其外交部安排呈遞國書時間及程序,這些都是國際慣例。那時越南國家主席是孫得勝,禮賓司的官員告訴我他因年邁不能接受我的國書,改為副主席阮友壽接受。當我按照他們規定的時間向阮友壽副主席呈送國書、行完儀式後,他同我的談話是冷淡、謹慎和短暫的,面部毫無表情。其實阮友壽在南方抗美時,受到中國極大的支持,他原來對中國是極為友好的,現在受到了政治上的影響。對於一個原來友好國家的大使,不顯示友好只有冷淡待遇。這就是政治。

  後來安排我同範文同總理會見,他不但是中國的老朋友,還是兩國友好關係的奠基者之一,他同我的談話只是應付,對當時兩國間許多重大糾紛閉口不談。只向我說了兩點有份量的話,一是聲明外間傳說他訪問東南亞國家時出賣了印支各國共產黨的事,完全是謠言(這件事我國內曾揭露並給予批判),不能輕信。另一句話就是說兩國間一切問題應該通過和平方式解決。說這話的語氣是生硬的。我過去在外交部工作時,不管越南的事,沒有同範文同會過面,但他經常來中國,他同我國領導人的談話記錄,我都見過,給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位老革命家,是長者,是胡志明的戰友和越南國家和党的重要領導人,對中國友好。在日內瓦會議和抗美救國戰爭中,同中國領導人特別是周恩來總理不但配合得好而且友情也深。自越南北南統一,黎筍一夥上臺後,他對越南國家的決策權就逐漸減少了。

  中國大使館向越南外交部提出新任大使要拜會越南國會、政府各部門和軍方各單位的名單,這個名單不是這次新提出的,而是根據過去歷任新大使拜會的慣例提出的。但是越南外交部卻不顧過去的慣例,除安排我拜會國會委員長外其餘一律不安排會見。

  當時越南國會委員長是長征,也是中國的一位老朋友,同中國老一輩領導人關係都是很好的。但他這次同我會見時態度也是冷漠的,只說了一些應付的客氣話,連對當時還健在的中國幾位老同志也是他熟悉的朋友的一句問候的話也沒有。

  新大使到任照例要舉行一次招待會,同駐在國政府各部門和各國大使及夫人和外交界人士見面。在我舉行的第一次招待會上,越南政府只來了外交部的禮賓司長及主管中國事務的司長,一位政府部長也沒有來,與過去政府總理或副總理及好幾位部長來參加中國大使館的招待會的熱烈程度顯然不同。

  作為大使必須要同駐在國外交部打交道,但我同越南外交部來往卻很少。越南外交部按其慣例,由外交部部長出面宴請外國新上任的大使,出席主持宴請我的卻不是他們的部長,而是排位較低的副部長,這就有點出了格,加之他談話較少,顯得宴會是一個形式。我當時心中很不滿意,但也不得不說一些我來謀求友好與和平的話,我不能表現自己沒有適當的修養,但也不能低聲下氣乞求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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