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香梅自傳(39)_學達書庫

三九

　　不過陳納德將軍從未踏入政治界，雖然有許多人一再要他出來競選議員。

　　初搬到華盛頓時，我對共和黨和民主黨的認識僅止於過去與外子同來華府時，碰到的一些國會領袖。準備入籍美國公民考試時，我讀了些美國憲法方面的書，記得從前在學校裡，歷史是我最喜歡的課程之一，而歷史又和政治脫離不了關係。1960年美國總統大選，我替共和黨的尼克松與洛克菲勒助選，算是首次在美國參加了政治活動。

　　我為什麼加入了共和黨？因為共和黨裡有人一再鼓勵我入黨。1959年，我在宴會上碰到幾位共和黨人士，他們問我在哪兒工作，我告訴他們喬治城大學，這時有一位名叫施薇亞·赫曼的女政客，她是馬裡蘭州共和黨婦女會主席，問我對政治有無興趣，我回答頗有興趣，我希望盡可能地瞭解美國的一切，政治似乎是其中重要的一個因素。施蔽亞接著對我表示，她正在組織少數民族團體，為尼克松助選，請我參加這個團體，我欣然答應下來。回顧1954年到1955，尼克松以美國副總統身份赴台訪問時，我曾和他有數面之緣，外子和我在臺灣還參加過歡迎他的宴會。

　　這以後，我和他即無進一步往來，但外子去世時，尼克松寄給我一封辭意懇摯的唁信。從那時起，他不時與我聯繫，而且似乎比其他候選人，更關心亞洲事務。為了這個緣故，當赫曼太太問我是否願意入黨時，我當即同意了，記得她說：「你正是我要找的人。」

　　我初見尼克松是50年代初期。他奉艾森豪威爾總統之命訪台時，那是與艾尼初次搭檔。尼克松偕夫人碧特抵台進謁蔣介石及夫人，外子與我應邀出席蔣為他們所設的宴會。前面說過，外子是生長在南方的民主黨員，眼見尼克松在政壇上一步步起來，他對此人並不很欣賞。記得歡迎會結束，返家途中，他對我說：「這人有點不對勁，但是哪裡不對勁，我又說不上來，我對他不十分信任就是了——事實上，我覺得和他在一起挺不自在。」我問：「為什麼？」他說：」我也無以自解。」

　　在黨裡，起初我也只是做些競選時的簡單工作——打電話，請人們去登記、投票，對少數民族團體發表演說。我開始瞭解初選的重要性，如果選區內某人年紀太大，沒法出來投票，你就自告奮勇去接他，諸如此類的事，使我在那二年裡，知道一般人民在政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這實在是很好的教育。同時，也使我在侯選人之外，認識了許多美國人。當時，支持尼克松的人不少，他以些微之差，敗給肯尼迪，大家不免都感覺失望，我自然也不例外。有關伊利諾州庫克郡偷票的傳說，傳遍了全美國，尼克松拒絕追究此事，這是為顧全大局，否則鬧起來，只有對國家不利，我認為尼克松此舉，令人欽佩。

　　電視權威大衛·佛斯特1977年採訪尼克松之前，曾數度打電話給我，我都沒有回他，因為尼克松辭職後，我即未與他聯絡。

　　人們經常問我：「尼克松是怎樣的一個人？」我的回答是：「我真的不清楚。」1968年，尼克松再度出馬時，許多和他共事的人對他的交情，遠比我深，但出人意料之外，其時我入黨歷史只八九年，即被他選為全國婦女支持尼克松競選委員會主席，這個組織的會員包括所有共和黨籍參議員的妻子，以及婦女領袖，魯斯夫人亦在其中，秀蘭鄧波兒也是由我推薦入會的。當時我還很天真地向競選幹事建議：「尼克松在公眾場合為什麼不和夫人親密一點，適當時，也可吻她一下呢？」他們對我說：「你別跟他提這事，他不願在公共場合做這些事，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尼克松夫妻倆都是在交際場上較保守的，使人有點陌生之感，因為他們總是過於一本正經。

　　尼克松那些來自加州的友人中，有一對傅勒夫婦，也覺察到了這點，他們也是我的好朋友，傅勒先生喬治和尼克松是多年知交，1962年，尼克松有意競選加州州長，遭到幾位好友堅決反對，傅勒先生也是其中的一個，他勸尼克松：「等1964年捲土重來，不要這樣早就競選州長，你也許應該從現在起就打下一點經濟基礎——找些人來，為下一次的總統大選進行準備。」但尼克松不顧朋友力阻，終致競選加州州長失敗。

　　在當時大多數人都認為尼克松已窮途末路，不可能東山再起。不過他們錯了。

　　對於尼克松出任總統的功臣，首推他的競選委員會主席約翰·米契爾。尼克松從加州遷移到紐約做律師就是和米契爾共事，他策動東山再起也非一朝一夕之事，那是經過許多長遠的計劃，他可以說是深謀遠慮，無日不以此為目的。尼克松夫人當初是苦勸夫婿退出政壇的，但尼克松對於政治一向熱中，急流勇退實非易事。再加上許多支持人也認為他大有可為，連我在內，於是1966年至1967年我們就開始為共和黨鋪路，替尼克松做開路先鋒。

　　1965年，我因業務到臺北時，再度與尼克松相遇，當時他是以普通公民身份到世界各地，推銷百事可樂，且已完全不涉足政治。亞洲人們都還記得他在加州競選失敗後，那場著名的記者會，會中他向記者們宣佈，從今以後，他們再也不能把尼克松踢來踢去。很不幸，這句話不但成了全世界報紙的頭條新聞，日後且變成他政治生命中一個無法擺脫的污點。

　　尼克松私人訪問臺北時沒有被邀請到美國大使寓所居留，而是下榻俯瞰淡水河的圓山飯店。

　　我得知尼克松來訪的消息後，就在他離開臺北的當天早晨，打了個電話給他。我說要到飯店接他赴機場，他答應了。

　　我記得當時和他一道的還有二三位百事可樂的高級職員，名字我已記不得了。不知為什麼，尼克松那天早上很緊張，我到達圓山飯店，注意到並無重要官員在場給他送行。當他俯身進我汽車時，一個不小心，頭撞到車頂，他大概很容易流血，因為突然之間，我發現血點從他的額前滴下來，我以最快的速度從皮包中掏出一塊手絹兒，壓在他的額頭，把血止祝他露出尷尬的表情，口中一個勁兒地說：「不要緊，不要緊。」事情發生得太快，大概沒有人注意到這小小的意外。我卻記得非常清楚，因為在那個炎熱的夏日，我穿了一襲白色衣裳，他的血滴在上面，分外刺眼，我擔心待會兒下汽車時，如何使別人不致注意到我身上的血跡。尼克松拿著我的手絹兒，壓在額頭上，過了幾分鐘，血總算止住了，車子也到了機場，他似乎很感激我在百忙中抽出時間給他送行。

　　我們一直到1966年底才取得聯絡，尼克松本人自紐約打電話給我，要我到他辦公室，討論他下一次競選總統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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