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香梅自傳(17)_學達書庫

一七

　　採訪美軍的新聞反而比較方便，我也感到勝任愉快。靜宜大姐和妹妹們都由陳納德將軍安排由昆明飛印度，再由印度的加爾各答乘美國郵船到美國加州舊金山和父親與繼母在一起了。我沒去，我留在中國，等待戰爭結束，因為我想將來從事新聞工作。在那個時刻完全沒有出國的念頭。1945年春就聽到美軍傳說歐洲的戰事很快就會結束了，德軍已在歐洲戰場大撤退，盟軍亦已收復了不少失地。美軍已光復了菲律賓，亞洲的戰事也很快會結束了。

　　美國十四航空隊協助保衛大後方重慶和昆明，西審、西北地區日本飛機來襲時受到迎擊，已經很少出現。我經常報道美軍的消息，當然也竄到十四航空隊的司令部，但和飛虎將軍相熟、相識以至發生感情，都是抗戰勝利後我們在上海重逢之後的事。在那些年代中國人對於異族通婚的事還是堅持非常保守的態度。

　　有一天十四航空隊的一位官員送來一包衣物，是大姐從美國寄來的，托十四航空隊的飛行員送來給我，和來看望我的畢君剛好相遇。那位軍官走後畢君一面吸煙，一面就教訓我說：「美國人來援華我們當然感激，但有些傢伙不但到處找女人，還居然到大學裡去找女學生，太不像話了。」我聽了這話很不是味道，就回答說：「他們對我都很客氣，都很有禮貌。我每次去採訪，他們常派車子接我，又送我回報社，很守規矩的。」畢君冷笑一聲說，「他們哪敢對你不規矩，他們都知道『老頭兒』對你們姐妹多好，他們當然不敢妄想。」飛行員都是壯丁，大家喊50出頭的陳納德將軍做老頭兒，是尊敬而又親切之稱，但畢君這樣稱呼他似乎又別有用心了。

　　這也可以說是情變的導火線吧。

　　勝利來臨時，我在昆明，畢君在貴州。8月，中央社要我去上海工作，那個地方有大新聞，而我又有幸得到美國空軍的照顧乘坐軍機去上海。我要到上海工作，也要去上海看望久別的外祖父母。我知道不少人都希望早日回家鄉，但苦無辦法，火車、柴油車、手推的輪車，甚至步行或乘坐小船、坐黃魚車，這些我都嘗過了。畢君希望我們一同回香港再作打算。他人在貴州，我在昆明，怎樣聚合，聚合之後又如何去香港，這些問題都是我擔心的，更何況若我不馬上去上海，我大好的工作機會會被別人捷足先登，我不願放棄的。

　　我愛畢君，但我還年輕，若去香港，再見他的父母，可否就會把兩人的終身大事定了呢。在戰亂中多災多難地捱過了近4個年頭，我要到上海痛痛快快地過我的青春。我告訴畢君我已決定乘軍機去上海，他若來聚，我答應在上海等他。我告訴了他我外祖父母在上海的住址。我回憶到我們的初遇，我更不會忘記我們一同從香港逃入大後方那段辛苦的經歷。但這次我也有我的選擇，我剛過雙十年華，我還想看看浪漫的世界。

　　畢君說：「有誰在上海等你？」我說：「沒有，只有外祖父母。」我說的是真話。

　　畢君說：「我還想到英國或美國再多念點書，你也可以和我一道去。但你得和我在香港聚面，我們再商量。」

　　我想我欠他太多了，我在香港舉目無親，若到了美國還得投靠父親和繼母，那是我絕對不想做的，那是下下策。在抗戰的洪流中我捱苦、捱餓都捱過來了，父親不接濟我因為我違反他的命令，但我也戰勝了考驗，我知道我能自食其力；但我沒有資金到外國留學，我也不能靠畢君；他若出國留學當然得靠父母供應一切，我能靠別人長久的接濟嗎？雖然他愛我，但我能接受別人長遠的資助嗎？除非以身相許，但我還想要自自由由地活一下，我就是不認命。

　　畢君說：「那我們再會了，你好好照顧自己。」

　　我說：「我會的，你不用為我擔心。」我說不下去，我已泣不成聲。

　　1948年我們在上海再見面時，我已和陳納德將軍結婚。

　　為了上海虹橋的新房，為了民航公司在虹橋機場的停機樓，公司找來了一位建築師——畢君，他拿著一個煙斗，比以前更成熟了，見到他我還有點初見他時的那點震盪。我們握手，他說：「你一點沒變。」他說謊，我們都變了。他還握著我的手。

　　那些過去的事，就像昨夜的星辰，好像許久以前的夢；和著清亮無邪的記憶，和著哀怨，我將永生好好地收藏。

　　【初識陳納德】

　　我是中央通訊社第一位女記者，因為40年代新聞機構還很保守，不願女性作採訪。1944年我在昆明加入中央社昆明分社時是試用，在編輯部做助理。我的工作是在晚上把所有來稿閱讀後再加標題。因為在中學和大學多年來一直負責校刊編輯，因此對這項工作也可以說是駕輕就熟。

　　當年中央社昆明分社社長是陳叔通，總編輯是邵冀之。

　　我們在昆明的辦公室靠近金碧路，我住的地方是西壩，那兒是高級住宅區，並非是我住得起的地方。因為要找一地棲身，所以應徵做一家雲南富戶兩個孩子的家庭教師，替兩個小男孩補習功課。這家人家的男主人抽鴉片煙，臉色蒼白，真是滿臉煙容；年紀不大，但顯得衰老。女主人長得很標緻，但教育水平甚低，說話時嗓音很高，有點刺耳。她對我很關心。我有自己的房間和浴室，和他們的住處有些隔離，就如北方的四合院，中間隔個院子。兩個男孩子很淘氣，不太用功，倒喜歡我為他們說故事。晚間我和他們一同吃晚飯，然後再到中央社上班。男主人睡得很晚，大概中午才起床，晚上吃飯時卻會和大家在一起。他對我也很客氣，還稱我做老師，我還未到20歲已被稱為老師，實在有點不好意思。但作為流亡學生能在雲南的昆明找到一個舒服的棲身之地，實在是不幸中之大幸了。中央社雖有員工宿舍，也依規定配給我一個房間，但非常簡陋，而且空氣不好，我沒有接受。

　　我入中央社後不久，省府的某個機構為了慶祝新年，送給中央社一部吉普車，指定由中央社員工摸彩、誰摸到幸福號碼；吉普車就由得主領用。當年在戰時的昆明有一部吉普車多神氣，而且價錢也很驚人。我是幸運兒，摸到了頭彩，但中央社總編輯卻做了另一個不公平的決定——吉普車由全體採訪員使用，司機和汽油由中央社負責，當然我個人沒有錢雇用司機，也無法買到汽油，但我可以把吉普車轉賣，大賺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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