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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


  【逃亡】

  1942年6月初我們離開了香港,開始了逃亡的生活。我們首先從香港乘船到澳門,每人限帶行李一件。在這之前我們把家裡歷年保存的古玩、古董書畫裝滿了幾大箱存放在大姐的印度女同事家中,因為這家印度人不打算走,也答應替我們保管,此外有些母親陪嫁的貴重金銀器皿也裝了箱,交給畢家保管。母親有不少鑽石、翡翠、珍珠、藍寶、綠寶以及金銀首飾,我和大姐商量要帶走,將來需要生活費時或可變賣。我和大姐兩人偷偷地把這些寶物縫到冬天穿的較厚的棉襖裡,我們又想到一個妙法,在幾本書冊當中剪穿一個洞,把一些鑽石耳環和戒子放入洞中,再用繩子把書本捆好。還算幸運,沒有被日人查到,過了關。

  後來一部分首飾雖然賤價而沽,倒是救了燃眉之急。而那些留存給印度人家的東西則被那家印度人全部吞沒,他們說是被日本人拿走了,當然是假話,因為我們存在畢家的東西他們原封不動地全部交還給了我們。這也可見忠厚人家終究是忠厚人家,而不老實的人就會趁火打劫。總而言之,我在久經憂患之餘得到一種哲理,那就是人亡物在是傷心事,而物丟人在總算是有福分了。我們全家6姊妹能數度逃出虎穴,而多次遇到善心照顧我們的人,也可以說是很難得的了。

  去澳門的船很擠,也沒有頭等、二等之分,總之拿著行李能夠擠上船就算是幸運了。我們好不容易擠上船,但船艙內已擠不進去,只好呆在甲板上,把行李放在身旁;坐定後根本不敢再移動,因為後面還有不少人你推我擠地要搶著上船來,假如稍微移動一下,位置就會被別人占去了。

  船行得很慢,大概人太多了,一定超重,還好沒有沉船,不然大家都完蛋。我還記得1949年大陸人從上海逃到臺灣,有一條重慶輪就在行駛到臺灣的基隆港途中,還未到達,船就沉了。全船旅客都送了命。船上還有一位中央通訊社上海分社的同事也同歸於盡,葬身魚腹,悲慘之極。

  我們的計劃行程是先到澳門,再由澳門去廣州灣,再由廣州灣入廣東的郁林,由郁林再入廣西的桂林。這條路線有領路人可以不經過日人統治的淪陷區,那些城市當時還未被日人佔領,到了1943年湘桂大戰,許多廣東、廣西城市相繼失守,當然那條路也就行不得了。

  到了澳門,我們又髒又累,暫時棲身在天主教室內。父親有過來電告訴我們已把我們的旅費匯到天主教堂內,由天主教室轉交、但天主教堂內的神父說根本沒有收到,這事使我們非常喪氣,但天主教堂也不能久住,我們也不能多等,只好先到了廣州灣再作打算。還好我們稍有積蓄,大家商量澳門不能久留,走為上策。

  1942年夏的廣州灣擠滿了來自各地的難民。大家都在等交通工具或領路人再往前進。領路人既要回避日軍佔領區,也不敢走近共產黨(當時是第八路軍)遊擊隊出沒的地帶,這樣當然要繞圈子、走遠路。我們姊妹6人的目的地是桂林,要和學校聯絡上,然後還要安排幾個妹妹的去處,她們也得上學,在內地等候父親的消息,再作長遠的安排。畢君目的地是重慶,邱氏兄妹也去重慶,因此我們這一行人可能在桂林就要分手了。

  有段小插曲值得一提。在廣州灣邱君說認識一位生意人,有意買些珠寶,我和姐姐兩個傻瓜把母親名貴的鑽石戒子和一對鑽石手鐲、一條鑽石項鍊全套交給了那位商人,他說第二天會把現金送來,我們還慶倖天無絕人之路。當初我們姐妹兩人商議把首飾交給那陌生人還是瞞著畢君的,因為畢君說他有存款,吩咐我們非不得已時絕對不要變賣珠寶,但邱君卻對我說我們姐妹已連累了畢君這麼深,不當再向他借錢,我心中實在有歉意,因此才偷偷地拜託邱君找人來買母親的首飾。當然也該怪我們這些年輕人無知,更不認識人心之險惡,我們第二天左等右等,那個拿了寶物去的傢伙根本不見蹤影。

  邱君到他住的旅社去找他,掌櫃說那人已於當天大清早走了。

  走到哪兒,沒人知道,到哪兒找他,更是大海撈針了,這是我們活該上當。

  畢君曉得了這件事把邱君大罵一頓,然後又對我們姐妹說:「你們兩人也不對,我不是早已答應會照顧一切嗎,你們為什麼不相信?」那一晚上他很生氣,一人坐著不斷地抽煙,也不和我說話。我說:「就算我們倒黴吧,人說破財消災,錢是身外物,可有可無,你也不要生氣了。」

  錢財真的是身外物,我的一生對於這身外物看得不重,大難之後,雖然沒有像不少朋友成為億萬富翁,但也沒有什麼短缺,反而有些守財奴錢雖多,但並買不到快樂。

  從廣州灣到郁林這段路很不好走,所過之處都是小村落,貧窮、落後,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中國農村的真面目。我們姐妹生於官宦之家,生活在北京、天津和香港,都是進步的城市,從來沒有體驗過中國的農村生活。我對中國農村的認識除了讀過賽珍珠女士的《大地》和《龍子》之外,就是看過中國電影如《漁光曲》等等。我們現在親眼看到,親身體驗到中國的貧窮,老百姓生活的艱苦,又沿途聽到日軍的殘暴行動,而中國的軍隊雖然堅勇但武器不如日本,組織不如日本,加以日本空軍又不分晝夜地狂炸,我真擔心這個苦難的中國,苦難的老百姓能夠支撐多久。唉,那時也想不了這麼多,只有匆匆逃命。

  第一個晚上落腳的地方已不記其名,那個下榻的旅館就像中國章回小說的黑店,我們姐妹6人共得兩張木板床,邱氏兄妹就只好和畢君擠到另一個角落去了。我們走了幾近一天的路,累得有氣無力,只想像頭大睡。不料人還未躺下便覺一身奇癢難忍,揭開那張半灰白的床單一看,唉呀,全木板上盡是千千萬萬隻蝨子在爬動,用手一抹,全是血跡,這些蝨子不知已吸飽了多少逃難人的鮮血。

  我們只好和衣睡在泥地上,真是太累了,在泥地上也睡著了。第二天繼續趕路。詩人說的「雞聲茅店月」很夠詩意,逃難時偶爾聽到雞啼,但茅店月就無此心情去欣賞了。

  逃亡的第八天我病了。是難民的通病,打擺子。這是由蚊蟲傳染的病,發燒頭痛,一陣子熱、一陣子冷,全身不斷發抖。

  人也隨之衰弱而沒有氣力,雖然服食了一些隨身帶著的藥片,但也不能馬上見效。同行的不光是我們這一隊人,大家要趕路,我也只好扶病而行,畢君找了兩個腳夫,讓我坐在滑杆上,勉強支撐著。真是禍不單行,過了兩天我又得了痢疾,當然也是由食物或茶水那兒傳染過來的,加上我體弱,沒有抵抗力,我整個人都癱了,無法再前行;我不但有點昏迷,而且肚子痛得厲害,真的不想活了。

  我不想活的時候想起了留在香港的楊醫生,我想他或許沒有做完全錯誤的決定,這種日子是人過的嗎?我想假如這就是自由區的後方,我真的不想活了。大家見我病得相當重,同意找個地方停留兩天,找個醫生。

  我已記不清楚我們下腳的地方是個什麼村落,只記得那兒的客棧都已住滿了人,連床位都分不到一張。當地有一位商人是開鞭炮店的,他見我怪可憐的,畢君又拿了些錢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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