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香梅自傳(13)_學達書庫

一三

　　我沒話說，心中很亂。

　　大姐和畢君都離去了。

　　那是星期天，12月7日，我和妹妹們走到飯堂吃晚餐。我們做夢也沒想到這是我們在飯堂內吃最後的晚餐。

　　第二天12月8日（珍珠港與香港有時差，美國時間是12月7日），日本同時對英美宣戰，誰也走不了了。戰爭替我也替畢君作了最後、也是最壞的決定。

　　從香港被炸開始，直到英軍投降前後近三個星期我沒有見到畢君。一切電話都不通，我想他，他也擔心我，但彼此暫時失去了聯絡。雖然住在校內，我們也聽到不少驚心動魄的謠言，不少人已開始逃難，但只可以偷偷地走，因為日軍駐守著每一個出口。

　　畢君沒有消息，大姐也沒有消息。我真是擔心。

　　學校停課了，我們更不敢隨便到外面去，從宿舍的窗口外望到處都是日本兵，其中也有不少印度阿差（香港人語，香港在英人統治下，有不少警察都是印度人，現在他們是替日本人做走狗了）和替日人翻譯的漢奸。我知道整個市面在戒嚴，我也知道日軍在抓壯丁，聽說年輕力壯的男子都要去一些指定地點報到，不准離境。畢君該算是年輕力壯的男子，是否已被日人帶走？我禁不住胡思亂想。

　　為了打發時間，我整日看書，《紅樓夢》、《聊齋》、《金瓶梅》、《浮生六記》、《古文觀止》，又讀了不少英文名著，如英譯的俄國名著《戰爭與和平》，法國名作家莫泊桑的著作也是那時開始欣賞，我最喜歡他的短篇小說，比如《項鍊》和《一把梳子》的故事真是太動人了。張恨水的小說如《京華春夢》、《再生緣》等也都看了。我還寫了日記，可惜逃難時這些日記本都不能帶，失落了。

　　我曾提及當時在校中的伙食，是豆子、粗米飯和包心菜，萊心大概由日人自己做了泡菜了。這些東西我現在都不再想吃，豆子和包心菜我見到都噁心。試想一連6個月、半年的時間，每天都在吃這些來飽肚，怎不想吐。

　　此外，還有一件事也影響了我終身的習慣——水。

　　江河之水可以氾濫土地、淹沒房屋、淹死人，但人不可以一日無水。在沙漠地區旅行的人，最重要的是要帶著一瓶水，這比鑽石黃金都更可貴。日本人大肆轟炸香港時我們水源斷絕，還好校內有口井，不然我們不被炸死也會因無水喝而死。

　　饑可忍，渴不可忍，在我家中有手電筒、洋蠟以防萬一停電；有盛水的缸，以防萬一沒水。

　　除夕前一天，女工到外面買到了幾斤豬肉和一些菠菜，還有香腸，慈心的米鋪老闆還給了她兩包白米，說是讓學生們也過個年，這些景況不是身歷其境是無法想像的。

　　畢君終於來了，這是我最大的喜悅，沒水、沒電、沒飯吃都不是大事，我的心中人無恙，見到他一切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沒有被炸死、炸傷，沒有被日人抓去。

　　唉，我們分離不到一個月，但憂如隔世。我在10多歲的青春歲月中，就嘗過與相愛的人生離死別這病心滋味了。母親去世是死別，和畢君那一陣子也可以說是生離吧，以後的日子裡就是因為繼續的生離，使我們無法不說再見。

　　畢君的住家在香港的銅鑼灣，而我們的學校也在同一地區，但這地區相當大，日本人分域控制，他數次想辦法到學校來看我，都被巡邏阻止了，我也曾請工友試著到他家裡去看個究竟，但也因戒嚴令而無法通過。

　　修女們經過這場戰爭，對於我們的監視也比較放鬆了一點——她們讓我和畢君單獨在會客室交談。

　　「你是怎麼通過那閘口的？」我問他。「我送了一支鋼筆。」

　　他答道。他告訴我家人都平安，又告訴我日本已炸了美國的海軍基地珍珠港，美日已正式宣戰了。他又說日本和美國作戰對中國戰場會有利，現在情勢大有改變，美國可以正式協助中國抗日了。在香港我們也知道南京大屠殺和上海大轟炸的慘案，還有些將士死守陣地、壯烈犧牲的事蹟。但香港的中英文報紙對歐洲戰場的戰事報道較多，中國的戰事沒有太多的報道；還好有愛護我們的老師們常常為我們灌輸一些國事常識，以補不足。

　　「我們真的要想辦法離開香港了。」他握著我的手，我望著他。我們如何出走，我如何到內地繼續學業，一切都得靠他來安排了。我說：「大姐還沒有消息，她從醫院回來，我們就好商量了。」他說：「希望她那兒沒事。」我們又擔心大姐了。

　　還好，過了約一周，大姐也和我們聯絡上了。她和一位護士一同從聖母瑪利亞醫院步行到聖保祿女中，她們兩人從早上出發，到了中午才和我們相見。那位大姐的同事是印度人，在香港長大，說得一口流利的廣東話。我們留她在宿舍休息一下，和我們一同吃中飯，吃的仍是紅豆粥。女工給加了一道菜，說慶祝大姐平安歸來。她又給每人一個烤白薯，還有一點自糖，那是難得的甜食。

　　大姐告訴我醫院裡住滿了病人，還有許多傷兵。醫藥短缺，醫生和護士們都不眠不休地在照顧病人，她又說醫院沒有被日軍接收，但每一層樓都有日本人在監視，還有幾位日本醫生和護士，他們是英軍投降後才出現的，或許這些日本人早已來到香港，不過沒有表明身份。後來我們才知道不少日本人在香港都是以經商為名，是在香港做各種地下工作的；英軍一投降，他們就公開表明身份，而且以征服者的姿態出現。

　　大姐又說日本人很兇惡又野蠻，粗聲大氣地罵人，女護士們不敢一人獨行，晚上有機會休息時都是集中在一起，以此相互保護，或許他們得到上級的命令，不敢對女護士強暴，因為香港需要護士和醫生。

　　那位印度護士對我們說日本軍官已一再宣佈他們攻擊香港是解放亞洲的殖民地，他們是對英國直戰，在香港的中國人和印度人不是他們的敵人，被送去集中營的是英國人，他們是戰犯，是俘虜。那位印度護士又說她和她的家人不打算離開香港。她的父母離開印度到香港來就是因為印度的生活太苦，非常貧困，又常受英國人的欺侮。她說：「日本人不會比英國人更壞。」我沒有答話，我自小即對殖民地這個名詞憎厭，英國人、日本人在中國都橫行無道。我還記得「九·一八」事變日本佔領了東北三省，我們姊妹隨著父母逃到天津避難的情景，後來中國政府正式割讓了東北給日本，我們才得回到北京。我那時年紀雖小，但印象卻深刻。在北京到天津的火車上，我永遠忘不了日本憲兵那種傲慢、兇惡而又蠻橫的臉孔和態度。我沒有時間和心情與那位印度護士辯論，我該感謝她伴同大姐安全地回到校舍，使我們雖在憂患中仍得重聚在一起。

　　憂患中，寒冷的2月到來，是農曆的冬至吧。太平歲月中，香港人是隨俗過農曆年的。我記得母親在世時，我們逢年關家中就開始熱鬧起來，傭人們忙著做年糕、千堆（是油炸的糯米做的甜點心，像個圓球，可以擺放很久）、蘿蔔糕，又準備了各種糖果、瓜子、還有很多蓮子。百果盒中都是些好吃的小東西。年夜前各家各戶都互相送劄，由女傭人擔著禮盒送年禮；當然客人不會全部收下，只收取一些以表謝意，然後又得把一份紅包（內有禮金）放在禮盒內，又得給來人賞錢（廣東人曰「利是」），再請來人多謝主人，皆大歡喜。這樣你來我往，從臘月中開始，直到除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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