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賡傳(67)_學達書庫

六七

　　「給我們按時送情報。」

　　「好、好、好。」

　　「那你寫個保證書吧！」

　　董寶才用顫抖的手寫好之後，武工隊說：「你可以走了，不過你的內弟我們要留下作人質。」

　　「我的內弟年輕不懂事，請諸位多關照。」董寶才連連作揖。

　　「這一點你儘管放心，我們不會叫他受苦。只要你老老實實地為抗日盡力。」

　　這個行動只用了46分鐘，把董寶才爭取了過來。此後他源源不斷地提供情報。有抗日思想的董寶才的內弟，早就和八路軍有聯繫，到了根據地被高慶奎送到太岳中學去讀書。

　　高慶奎的情報站在陳賡指揮下，為了打擊漢奸的氣焰，粉碎敵人的宣傳，也為堅定董寶才等人從事抗日工作的信心，在敵占城市的鬧市區，處決了幾個漢奸、叛徒，同時張貼出太嶽軍區的大佈告，撒了傳單。群眾稱快，漢奸斂跡。

　　同白晉鐵路線上建立的高慶奎情報站一樣，陳賡也在同蒲鐵路線上建立了秘密情報站。

　　1940年6月，陳賡派共產黨員陳濤，隨山西省軍閥的投降日軍的部隊，進入晉南的中心城市臨汾做情報工作，逐漸取得日軍的信任，竟被委任名為「大漢義軍」的偽軍司令。這支軍隊多系由閻錫山和蔣介石的投敵部隊、潰兵和當地的地痞、流氓組成，共600餘人，編為6個中隊，分佈於約500公里長的同蒲鐵路的南段上。通過「大漢義軍」這個關係，太岳區多次事先獲得了日軍準備「掃蕩」的確切情報，避免了損失，也沉重打擊了敵人。

　　後來日軍駐臨汾的第六十九師團，準備成立情報班，有意叫陳濤去當這個情報班的班長，引起了太嶽軍區情報站內部的議論。有人說：「那個班長有什麼意思，就管十來個人，與『大漢義軍』司令不能相比。」

　　去不去？幹不幹？要請示太岳軍區負責人。陳賡聽後非常高興，說：「一定要抓住這個機會，設法當上這個情報班長。別看它名聲不大，機構也很小，但是個搜集敵軍情報十分難得的位置。抓住它就等於掌握了敵人的耳目。日軍既然能在我們同志面前，提起組建情報班的事，說明他對使用我們同志有所考慮，只要在他面前表現得當，就能當上這個情報班長。」陳賡還指出：「如能當上，就必須當穩當『好』。不僅要用假情報欺騙、麻痹敵人，還要分析敵人的情報要求，研究敵軍的動向、意圖，變敵人的耳目為我們的耳目。而且由於掌握了敵人情報班，必然要與它們的參謀部門經常接觸，從而增強了直接觀察瞭解敵人動態的機會。因此，情報班是個比偽軍司令更為重要的位置，必須努力爭取。」

　　按照陳賡指示，陳濤當上了情報班長。幾十年後，他回憶說：

　　「確如陳司令員所估計的，情報班成為我們觀察敵人動靜的視孔和與其進行情報鬥爭的基地。當然不能不按照敵人的要求編排些東西以適應其需要。這些經軍區司令部甚至是陳賡司令員親手編制的『情報』，雖非純屬虛構，但關鍵之處決無真實可言。就這樣，我們的『情報』在日軍參謀部印發的以我軍動態為主的情況通報中佔據著主要地位。因此，我們就不難看出敵人的判斷能力和對我軍瞭解程度，從而為我們作戰和編寫假情報提供了條件。」

　　1942年6月，日軍通知陳濤，說為了「還政于汪精衛的南京政府」，要取消「大漢義軍」番號，解散「大漢義軍」，把它們分別編到同蒲鐵路南段的各縣警備隊去。這引起了官兵不滿，紛紛找陳濤表示反對。

　　「趁此機會發動起義吧！」陳濤和情報站的人都認為這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可以給日軍以沉重打擊，還可以增加太嶽軍區的力量。

　　誰知道，報告到軍區，陳賡立即表示反對。他說：「目前我們根據地生活條件很艱苦，偽軍官兵上山來必然承受不了，必然陸續跑回去，大肆宣傳根據地貧困，這種反作用比起義時的政治影響大得多。我們留下它們幾百枝破槍有什麼意義？而佔據敵人情報班，比那幾百枝槍重要得多。日軍相信的是陳煥章（陳濤化名）這個具體的人，他帶著偽軍一走，憤怒的敵人肯定會株連他所使用的人，和他有來往的人，我們在臨汾搞了兩年多的情報工作基礎，豈不毀於一旦？」陳賡進一步告誡說：「一個優秀的情報工作人員，不能只注意眼前看得見、摸得著的一點小利，而忽視長遠利益。要從大局著眼，全面衡量事情的輕重利弊。在複雜的環境中要能抓住主要的東西，不為某些現象所迷惑，才能勝利地完成黨交給的情報工作任務。」

　　陳賡要求立即停止一切起義的準備工作，保持平靜態勢，防止發生混亂。他認為：把「大漢義軍」分散下去，絲毫增加不了下邊的戰鬥力。所謂「還政于汪」只是一場鬧劇。後來日軍準備提升陳濤，調他到北平偽軍總部去當宣導局長，或到沁源縣去當偽縣長，報到軍區後都被陳賡否決了。於是，陳濤出面向日軍婉言謝絕。

　　陳濤和情報站中的情報人員，在臨汾市地下工作了5年，在陳賡直接指揮下，做出了很大成績。比如多次粉碎日軍對抗日根據地的「掃蕩」；破壞閻錫山部隊的投敵活動，打退他派部隊對太岳區的進攻等，其中陳濤提供的情報發揮了很好的作用。1943年10月24日第十六團在洪洞縣韓略鎮打的殲滅戰，消滅岡村寧次組織的「軍官戰地觀戰團」的著名戰鬥，也是陳濤情報站把日軍軍官團到達臨汾的消息及時報告了軍區。

　　高慶奎回憶說：「陳賡司令員常教育我，對自己同志要忠誠、信任。要多看別人的長處。在複雜的環境中，長期在一起工作，很容易看到別人的缺點，但決不要求全責備。」「你交給他三件工作，他做好了兩件，一件沒幹好，但不是有意的，那就是好同志。」

　　陳賡這麼說，也是這麼做的。1952年初，「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在全國形成高潮。時任中國人民志願軍第三兵團北京留守處主任的高慶奎接到通知：回雲南軍區去接受審查。為此，陳賡司令員叫兵團副參謀長李懋之來北京和高慶奎談話，說：「司令員叫我告訴你，這個運動是黨中央、毛主席發動領導的政治運動，是對我們剛剛建立的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具有現實和深遠的意義；是一場為抵制資產階級腐蝕我們黨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運動，我們每個共產黨員都要認真對待。首長提到你時說，你多年來做部隊情報工作和經濟工作，無論在敵佔區，還是解放區，戰爭環境還是和平環境，都可以講是兢兢業業、任勞任怨的，很踏實，為部隊做了不少工作，立功受獎多次。他比較瞭解你。如有問題，就好好交代；如果沒問題，也要說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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