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自傳(83)_學達書庫

八三

　　〖第九輯：十年一夢〗

　　【二十年前】

　　天熱不能工作，我常常坐在籐椅上苦思。腦子不肯休息，我卻奈何不得。

　　「文革」發動到現在整整二十年了。這是我後半生中一件大事，忘記不了，不能不讓它在腦子裡轉來轉去，因此這些天我滿腦子都是二十年前的事情。前些時候我回憶了第二次住院初期的那一段生活，仿佛重溫舊夢，又像有人在我面前敲警鐘。舊夢也罷，警鐘也罷，總有一點隔岸觀火的感覺。不像刑場陪綁，渾身戰慄，人人自危，只求活命，為了保全自己，不惜出賣別人，出賣一切美好的事物。那種日子。那種生活。那種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真是一片黑暗，就像在地獄裡服刑。我奇怪當時我喝了什麼樣的迷魂湯，會舉起雙手，高呼打倒自己，甘心認罪，讓人奪去做人的權利。

　　我不是在講夢話，一九六六年我的確做過這樣的事情。迷魂湯在我身上起過十年的作用。在一九八三年它還想再一次把我引入夢境，但是用慣了的魔法已經失去迷魂的力量，我說：「我要睜大兩隻眼睛，看你怎樣捲土重來。」結果過去的還不是終於過去。我才懂得維護自己權利的人不會被神仙、皇帝和救世主吞掉，因為世界上並沒有神仙、皇帝和救世主。事情就是這樣：十歲以前我相信鬼，我害怕鬼，聽見人講鬼故事就想到人死後要經過十座閻王殿，受拷問，受苦刑，我嚇得不得了。不但自己害怕，別人還拿各種傳說和各樣圖畫來嚇唬我。那些時候我整天戰戰兢兢，抬不起頭，的確感到「沒勁」。後來不知道怎樣，我漸漸地看出那些拿鬼故事嚇唬我的人自己並不信鬼，我的信仰便逐漸消失，終於完全消失，到十五歲的時候可以說，我完全不信鬼了。而且說也奇怪，從此連鬼影也看不見了。

　　今天回想起二十年前的舊事，我不能不發生一個疑問：「要是那個時候我沒有喝迷魂湯又怎麼樣？」我找到的回答是：倘使大家都未喝過迷魂湯，我們可以免掉一場空前的大災難；倘使只有少數幾個人「清醒」，我可能像葉以群、老舍、傅雷那樣走向悲劇的死亡。在「文革」受害者中間我只提到三位亡友的名字。因為他們是在這次所謂「革命」中最先為他們所愛的社會交出生命的人。但是他們每一個都留下不少的作品，讓子孫後代懂得怎樣愛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的人民。當時大家都像發了瘋一樣，看見一個熟人從高樓跳下，毫無同情，反而開會批鬥，高呼口號，用惡毒的言詞攻擊死者。再回顧我自己的言行。我出席了那次作家協會分會召開的批判大會。

　　這年六月初，我因參加亞非作家緊急會議在北京等地待了兩個月，七月底才由杭州回到上海，八月初在上海送走外賓，然後回機關參加「運動」。我在作協分會一向只是掛名，從不上班。這次的運動稱為「大革命」，來勢很猛，看形勢我也知道自己「在劫難逃」，因為全國作家大半靠邊，亞非客人在西湖活動三天，卻不見一位當地作家出來接待，幾位北京來的熟人在上海機場告別時，都暗示不知什麼時候再見，連曹禺也是這樣。我看見他們上了飛機，忽然感到十分孤獨，我知道自己無路可走了，內心空虛得很。

　　解放後雖然學習不斷，運動不停，然而參加「文革」這樣的「運動」我一點經驗也沒有。回到機關我才知道給編在創作組裡學習。機關的「運動」由上面指定的幾人小組領導。

　　創作組組長是一位工人作家，有一點名氣，以前看見我還客客氣氣地打招呼，現在見面幾次，非常冷淡，使我感覺到他要同我「劃清界限」了，心裡更緊張，可以說是自己已經解除了武裝，我們開會的大廳裡掛滿了大字報，每一張都是殺氣騰騰，絕大多數是針對葉以群、孔羅蓀兩人的，好像全是判決書。也有幾張批判我的大字報，講到一九六二年我在上海二次文代會上的發言，措辭很厲害，我不敢看下去。我走進大廳就仿佛進了閻王殿一樣。

　　參加學習後，我每天都去機關開會，起初只是得到通知才去，後來要按時上班，再後便是全天學習，最後就是隔離審查，由人變「牛」。這是我回機關報到時萬萬想不到的。我七日到組學習，十日下午便在機關參加批判以群的大會，發言人沒頭沒腦地大罵一通，說以群「自絕於人民」，聽口氣好像以群已經不在人世，可是上月底我還瞥見他坐在這個大廳裡埋著頭記筆記。總之不管他是死是活，主持大會的幾個頭頭也不向群眾作任何解釋，反正大家都順從地舉手表示擁護，而且做得慷慨激昂。我坐在大廳裡什麼也不敢想，只是跟著人們舉手，跟著人們連聲高呼「打倒葉以群。」我注意的是不要讓人們看出我的緊張，不要讓人們想起以群是我的朋友。大會連小會開了將近三個半小時，會後出來，一個熟人小聲對我說：「不要把以群的消息講出去。」我打了一個冷噤。她是專業作家，又是黨員，最近一直待在上海，一定知道真實情況。

　　晚上我睡前在日記裡寫了這樣一段話：「一點半同蕭珊雇三輪車去作協。兩點在大廳開全體大會批判葉以群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四點後休息。分小組開會，對葉以群最後的叛黨行為，一致表示極大憤慨。五點半散會。」我動著筆，不加思考，也毫不遲疑，更沒有設身處地想一想亡友一家人的處境。我感到疲乏，只求平安過關。一個月後，一天上午我剛剛上班給造反派押著從機關回家，看他們「執行革命行動」。

　　他們搜查了幾個小時，帶走了幾口袋的東西，其中就有這幾年的日記。日記在機關裡放了將近十一年，不知道什麼人在上面劃了些紅杠杠，但它們終於回到我手邊來了。都是我親筆寫的字。為了找尋關於以群死亡的記錄，我一頁一頁地翻著，越看越覺得不是滋味，也越是瞧不起自己。那些年我口口聲聲「改造自己」，究竟想把自己改造成為什麼呢？我不用自己腦筋思考，只是跟著人舉手放手，為了保全自己，哪管犧牲朋友？起先打倒別人，後來打倒自己。所以就在這個大廳裡不到兩個月後，我也跟著人高呼「打倒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巴金」了。想想可笑，其實可恥。甚至在我甘心徹底否定自己的時候，我也有兩三次自問過：我們的文化傳統到哪裡去了？我們究竟有沒有友情？我們究竟要不要真實？為什麼人們不先弄清是非，然後出來表態？不用說我不會得到答覆。今天我也常問：為什麼那些年冤假錯案會那樣多？同樣也沒有人給我回答。但是我腦子比較清醒了。

　　在「文革」期間冤死的我的朋友中，以群是第一個，據說他是在八月二日上午跳樓自殺的。可是一直到今天我還弄不清楚他被迫跳樓的詳情。我主持了為他平反昭雪的追悼會，宣讀了悼詞，我只知道他是讓人以「莫須有」的罪名逼死的，但是真實的具體情況，就是說應當由什麼人負責，我仍然不很明白，也許我永遠不會明白了，因為大家都習慣於「別人說了算」，也從不要求知道真實。我知道以群的死是在他逝世後的一周，知道老舍的「玉碎」卻是在他自殺後的一段長時期，知道傅雷的絕筆則是在他辭世後的若干年了。通過十幾年後的「傅雷家書墨蹟展」，我才看到中國知識分子的正直、善良的心靈，找到了真正的我們的文化傳統。「士可殺，不可辱。」今天讀傅雷的遺書我還感到一股顯示出人的尊嚴的正氣。我常用正直、善良的形容詞稱讚我的一些朋友，它們差不多成了我的口頭禪，但是用在每一位亡友的身上，它們放射出一種獨特的光芒。在「文革」中冤死的知識分子何止千萬，他們樹立了一個批判活命哲學的榜樣。我記得在反右時期還寫過文章批駁「不可辱論」，我贊成打掉知識分子的架子和面子。我寫這種文章其實也是為了活命。當時我就在想：人要是不顧全面子，那麼在生死關頭，什麼事都幹得出來。天保佑。我還沒有遇到這樣的機會，亡友們又接連不斷地給我敲響了警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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