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自傳(29)_學達書庫

二九

　　後來我從沙多—吉裡到了巴黎，在巴黎住了一個時期，又看了好幾本左拉的小說，都是收在《盧貢一馬加爾家庭》這套書裡面、講兩家子女的故事的。從那個時候起一直到現在，我都是這樣：多讀了幾本小說，我的手就癢了，我的腦子也癢了，換句話，我也想寫小說了。在那個短時期裡，我的確也寫了一點東西，它們只是些寫在一本廉價練習簿上面的不成篇的片段。我當時忽然想學左拉，擴大了我的計劃，打算在《滅亡》前後各加兩部，寫成連續的五部小說，連書名都想出來了：《春夢》、《一生》、《滅亡》、《新生》、《黎明》。《春夢》寫杜大心的父母，《一生》寫李靜淑的雙親。我在廉價練習簿上寫的片段大都是《春夢》裡的細節。我後來在馬賽的旅館裡又寫了一些，在海輪的四等艙中我還寫了好幾段。這些細節中有一部分我以後用在《死去的太陽》裡面，還有一大段我在三年後加以修改，作為《家》的一部分，那就是瑞玨搬到城外生產、覺新在房門外捶門的一章。照我當時的想法，杜大心的父親便是覺新一類的人，他帶著杜大心到城外去看自己的妻子，妻子在房內喊「痛」，別人都不許他進去。

　　他不知道反抗，只好帶著小孩在院子裡徘徊；他的妻子並不曾死去，可是他不久便丟下愛妻和兩個兒子離開了人世。

　　我在十月十八日早晨到了馬賽，準備搭船回國，下了火車趕到輪船公司去買票，才知道海員罷工，往東方去的船一律停開。我只好到一家旅館裡開了房間，放下行李，安靜地住了下來。這樣一住，便是十二天。馬賽的生活我已經老老實實地寫在短篇《馬賽的夜》裡面了。連海濱的旅館和關了門的中國飯館也是真實的。我在貧民區裡的中國飯館吃飯，在風景優美的「美景旅館」五層樓上一個小房間裡讀其實是「看」左拉的《盧貢—馬加爾家族》，整套書中的二十部長篇我先後讀過了一半以上，在馬賽我讀完了它們。我不相信左拉的遺傳規律，也不喜歡他那種自然主義的寫法，可是他的小說抓住了我的心，小說中那麼多的人物活在我的眼前。我不僅一本接一本熱心地讀著那些小說，它們還常常引起我的「創作的欲望」。在等待輪船的期間，我只能寫一些細節或片段，因為我每天必須把行李收拾好出去打聽消息，海員罷工的問題一旦解決，我就得買票上船。否則我會在馬賽老等。然而我的思想並不曾受到任何的限制。我寫得少，卻想得多。有時在清晨，有時太陽剛剛落下去，我站在窗前看馬賽的海景；有時我晚飯後回到旅館之前，在海濱散步。雖然我看到海的各樣顏色，聽見海的各種聲音，可是我的思想卻跟著我那幾個小說中的人物跑來跑去。我的思想像飛鳥一樣，在我那個隱在濃霧裡的小說世界中盤旋。我有點像《白夜》裡的「夢想家」，漸漸地給自己創造了一個小小世界。《春夢》等四本小說的內容就這樣地形成了。《春夢》寫一個苟安怕事的人終於接連遭逢不幸而毀滅；《一生》寫一個官僚地主荒淫無恥的生活，他最後喪失人性而發狂；《新生》寫理想不死，一個人倒下去，好些人站了起來；《黎明》寫我的理想社會，寫若干年以後人們怎樣地過著幸福的日子。

　　但是我回國以後，始終沒有能把《春夢》和《一生》寫成。我不止一次地翻看我在法國和海輪上寫的那些片段，我對自己的寫作才能完全喪失了信心。《滅亡》的發表也不能帶給我多少鼓勵。我寫不好小說，便繼續做翻譯的工作。《倫理學》的後半部教我傷透了腦筋，我咬緊牙關拚命硬譯，越譯越糊塗，但是總算把它譯完了。我還翻譯了克魯泡特金的自傳《革命者的回憶錄》和斯捷普尼雅克的特寫集《地下的俄羅斯》，這兩本書不像《倫理學》那樣難解釋，書中熱情的句子和流暢的文筆倒適合我的口味，我在翻譯時一再揣摩、體會，無意間受了一些影響。我還從世界語翻譯了意大利亞米契斯和日本秋田雨雀的短劇和蘇聯阿·托爾斯泰的多幕劇《丹東之死》。總之，我還不曾灰心斷念，我借翻譯來練習我的筆。

　　一九二九年七月我大哥來上海，我和他在一起過了一個月愉快的生活。他對我並沒有更多的瞭解，卻表示了更大的友愛。他常常對我談起過去的事情，我也因他而想起許多往事。我有一次對他說，我要拿他作主人公寫一部《春夢》。他大概以為我在開玩笑，不置可否。那個時候我好像在死胡同裡面看見了一線亮光，我找到真正的主人公了，而且還有一個有聲有色的背景和一個豐富的材料庫。我下了決心丟開杜家的事改寫李家的事。過了幾個月我寫信給他又提起《春夢》。我手邊還有他在一九三〇年三月四日寄來的回信，他很坦白地說：「《春夢》你要寫，我很贊成，並且以我家人物為主人翁，尤其贊成。……我自從得到《新青年》等等書報讀過以後，就想寫一部書，但是我實在寫不出來。現在你要寫，我簡直喜歡得了不得。希望你有餘暇把它寫成罷……」他沒有想到我寫的小說同他想寫的並不一樣：他想譴責的是人；我要鞭撻的是制度。他也沒有想到我會把他老老實實地寫進我的小說。我更不會想到他連讀這部小說一行一字的機會也沒有。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八日起我的小說在上海《時報》上連載，我把《春夢》的名字改成了《激流》（一九三三年我把小說交給開明書店印單行本的時候，才改用《家》作書名）。第二天下午我得到了報告他去世的電報，原來他死在《激流》開始發表的那一天，當時我的小說只寫到第六章。我每隔一個星期向報館送一次稿；我還不曾想好整個的結構，腦子裡更沒有那許多細節。說實話，我還有一些顧慮。可是大哥意外地死了，我的主人公死了，我不用害怕我的小說會刺傷他，或者給他帶來他所忍受不了的悲痛的回憶……不久我讀到了成都寄來的我大哥的遺書，才知道他服毒自殺。我想起一年前他來信中那一段話：「我也是陷於矛盾而不能自拔的人，奈何。

　　……此時暫不自辯，將來弟總知道兄非虛語，恐到那時你卻忘記兄了，唉。……」我的悲憤更大了，我的悔恨也更大了。

　　我責備自己為什麼不早把小說寫出來，讓他看清楚面前的深淵，他也許還有勒馬回頭的可能。我不曾好好地勸告他，幫助他。現在太遲了。我不能把他從墳墓里拉出來了。我只好把我的感情、我的愛憎、我要對他講的話全寫到我的小說裡去。

　　《新生》的寫作也是在這個時期。不過我開始寫《新生》比寫《激流》早幾個月，大約在一九三〇年年底或者一九三一年年初；我結束它在一九三一年八月，也比結束《家》早些。那時我早已拋棄了寫五部連續的長篇小說的計劃，而且把從法國帶回的廉價練習簿中一部分可用的細節用在《死去的太陽》裡面了。《新生》的內容、結構以及人物也逐漸地形成而固定了。我想寫一個人的轉變，從個人主義到集體主義。

　　我選擇了李冷作主人公，主要的原因是，我在《滅亡》裡已經預告了李靜淑的道路和作用，我不便改動它們，寫李靜淑附帶寫她的哥哥，或者由李冷的眼中看出妹妹的精神面貌，用一管筆可以寫出兩個人的言行同他們的思想活動，對於像我這樣學習寫作的人，的確有不少的便利。況且我前不久有過失敗的經驗，我指的是《死去的太陽》，我寫完它，自己不但感到疲倦，還有失望的情緒，這並非由於小說的調子低沉（我在小說初稿的結尾還說：「經過了短時間的休息以後，太陽又會以同樣的活力新生於人間。」），而是因為我發現自己無力、無才來適當地表達我的思想感情。我把那個中篇小說的初稿題作《新生》，也可以說明我當時的心境。我完全失掉了寫作的興趣和信心，我連李靜淑的故事也放棄了，我想拿那個失敗的作品來結束我的文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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