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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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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一九二九年初我回到上海,才在那個朋友處看見《小說月報》上面的預告,知道我底小說被採用了。那朋友違反了我底意思把它送給《小說月報》底編者,使它有機會和一般讀者見面,我覺得我應該感謝他。然而使我後來改變了生活方式,使我至今還陷在文學生活裡而不能自拔,使我把青年的生命浪費在白紙上,這責任卻也應該由他來擔負。 一九二九年我住在上海,譯了幾本書,翻譯《倫理學》下卷底工作又使我不得不去叩斯賓諾沙,康德,叔本華諸位底堅硬的鐵門。這樣弄昏了我底腦筋。我沒有寫小說,而且我也不想寫小說了。 第二年我才寫了一本《死去的太陽》,和那一個叫做《房東太太》的短篇,那是根據一個朋友底敘述寫成的,自以為都寫得很不如意,有些掃興,而且那些時候又忙著讀書,覺得我這人不宜於寫什麼小說。但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改變了我底心思:在一個七月的夜裡,我忽然從夢中醒了,在黑暗中我看見了一些痛苦的景象,耳邊也響著一片哭聲。我不能夠再睡下去,就爬起來扭燃電燈,在寂靜的夜裡我寫完了那題作《洛伯爾先生》的短篇小說。我記得很清楚。我擱筆的時候天已經大亮了。我走到天井裡去呼吸新鮮空氣,用我底模糊的眼睛看天空。淺藍色的天空裡正掛著一片燦爛的雲霞,一些麻雀在屋簷上叫。我才回到床上睡去。 我這樣開始了短篇小說底寫作以後,在這一年裡我又寫了《復仇》,《不幸的人》,《亡命》,《愛底摧殘》……等九篇。 這些文章都是一種痛苦的回憶驅使著我寫出來的。差不多每一篇裡都有一個我底朋友,都留著我底過去生活裡的一個紀念,現在我讀著它們,還會感到一種溫情,一種激動,或者一種忘我的境界。 其中《亡命》和《亞麗安娜》兩篇是我所最愛的,它們表現著當時聚集在巴黎的亡命者底苦痛。亞麗安娜,這個可敬愛的波蘭女革命家要回到華沙去。那一天我和吳替她提著箱子把她送到一個朋友家裡,我們帶著含淚的微笑和她握手,說幾句祝福的話語,就這樣分別了她。當她底背影在一個旅館底大門裡消去的時候,我底精神被一種崇高的感情沐浴著,我底心裡充滿著一種獻身的渴望,但願我能夠有一千個性命用來為那受苦的人類犧牲,為那美麗的理想盡力。我底眼裡貯滿著這青年女革命家底丰姿,我和吳進了聖母院這古建築,登上了那高聳的鐘樓。站在那上面,我俯瞰著巴黎的街市,我看那賽納河,它們變得很渺小了。我想起了剛才別過的異國女郎,我想起了華沙的白色恐怖,我想起了我們底運動,我想起了這個大城市在近兩百年間所經歷過的一切,我不覺感動到流下眼淚來。我顫抖地握著吳底手誠懇地說:「吳,不要失望,我們底理想一定會勝利的。」這時候他正用著留戀的眼光看那躺臥在我們下面的巴黎,他便掉過頭來回答我一個同志底緊握。他忘記了他自己和亞麗安娜一樣,也是因了國際大會底事情被法國政府下令驅逐的人。 以後因了驅逐令延緩了一些時候的緣故,我們還和亞麗安娜見過面,吳和她過往得很親密。後來吳回了國。她也離了巴黎。我就再沒有得過她底消息了。 直到前年我在北平意外地從一個朋友那裡知道一點她離開巴黎以後的消息,我便帶著悲痛的懷念續寫了《亞麗安娜·渥柏爾格》。甚至到現在我每想起和她分別的那一天的情景,我還感到心情的高揚。我感激她,我祝福她,我願把那小說獻給她。 翻過來就是一九三一年。連我自己也料想不到,我竟然把這一年的光陰差不多完全貢獻在寫作上面去了。每天每夜熱情在我底身體內燃燒起來,好像一條鞭子抽著那心發痛,寂寞咬著我底頭腦,眼前是許多慘痛的圖畫,大多數人底受苦和我自己底受苦,它們使我底手顫動著,拿了筆在白紙上寫黑字。我不住地寫,忘了健康,忘了疲倦地寫,日也寫,夜也寫。好像我底生命就在這些白紙上面。環境永遠是如此單調的:在一個空敞的屋子裡,面前是那張堆滿了書報和稿紙的方桌,旁邊是那送陽光進來的窗戶,還有那張開始在破爛的沙發(這是從吳那裡搬來的)和兩個小小的圓凳。這時候我底手不能制止地迅速地在紙上動,似乎許多許多人都借著我底筆來申訴他們底苦痛了。我忘掉了自己,忘掉了周圍的一切。我簡直變成了一副寫作的機器。我時而蹲踞在椅子上,時而把頭俯在方桌上,或者又站起來走到沙發前面蜷伏在那裡激動地寫字。 在這種情形下面我寫完了二十幾萬字的長篇小說《家》(《激流》底第一部),八九萬字的《新生》(《滅亡》底續篇)和中篇小說《霧》以及收在《光明》裡面的十多個短篇。 因了這些文章我又認識不少的新朋友,他們鼓勵我,逼迫我寫出更多的小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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