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134)

一三四

　　第十章　幻滅於歧途（1926——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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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上起風了，孑民，還是口船艙吧！」

　　「好！養法，你看那滿天的彩霞，像什麼呢？」

　　「像什麼？」

　　「九年前，我就是在這片朝霞中走進北大的，它多像出征的旌旗啊！那一年我正好五十，雖是單身北上，可心裡卻像滿風的帆，充滿著報國的雄心啊……」

　　「孑民，快回船艙吧，上原先生還等著採訪您呢！來，您有點累了，我扶您一下……」

　　「好！如今我真有點累了，心裡迷惘的很，究竟要不要北上呢？夢麟已無數次催我回去了。唉！我還能回去嗎？」「

　　這是一艘從巴黎開往上海的海輪，清晨的甲板上，可見一位有點羸弱的中國紳士，正由他年輕的太太陪著走回船艙。

　　這艘名叫「福爾達」號的海輪，已在海上航行了十多天。此時，霞光將海天映得火焰般通紅，一群白色的海鷗，正興奮地追逐著船尾翻起的浪花。晨曦中出現了兩位年輕的學者，他們欣喜地欣賞著眼前的美景，向那位氣度不凡的紳士揚起了手。

　　「早安！蔡先生。」

　　「早安！上原專祿先生。早安！我的平原公子。」

　　蔡元培微笑著與這位日本人握手，他還是留學德國的一位歷史學家，正在寫作一部有關中國的書。這次湊巧與他們同船去上海，幾天來他和李平原徹夜長談，又住在一間客艙裡，已恍如一對老友了。

　　李平原剛完成學業，這次正好陪蔡先生回國。這位李鴻章的孫子，還是改不了世家子弟那種滿不在乎的幽默，見他笑著調侃道：

　　「蔡先生，上原君想為你樹碑立傳哩，打算寫一篇《同蔡先生在一起的三十天》。他問我如何概括您的性格和為人，我歪著腦袋想了半天，說您是一位古風猶存的正人君子，各階層公認的好好先生，本世紀中國的教育之父。可他又說太空泛了，嗨！還是你們自己聊吧！」

　　蔡元培無奈地長歎一聲，心事沉沉地說：「謝謝你們的好意，可惜我目前的心境實在迷亂得很呢。唉！這是我第五次乘海輪回國了，遙想當年出長北大時真是歸心如箭呢，可如今卻心亂如麻，我真的還能回去嗎？先不說不合作的前提一點沒變，就說當年的北大名人也早已風流雲散。陳獨秀走了，劉半農、傅斯年。羅家倫還有範文瀾也走了，連辜鴻銘和黃侃也不在了。而《新青年》、《新潮》和《每週評論》早已停刊。唉！劉師培死了，錢玄同消沉了，豈明竟會糊塗到與兄長反目，惟有豫才還在和章士釗孤軍作戰。一場氣勢磅礴的新文化運動終於退潮了，你們說，我還能回去嗎？去……做……什麼……呢？」

　　他的語音開始激奮起來，痛苦地低下頭，用手捂緊了起伏的胸口。海上起風了，這是一年中最寒冷的季節，淩厲的北風挾著拍天的巨浪，鞭子般地追逐起驚散的人群。人們紛紛回到了各自的船艙，甲板上頃刻恢復了平靜。

　　當船駛過科侖坡時，蔡元培收到一份來自廣州的賀電。在剛召開的國民黨「二大」上，他和吳稚暉、李石曾、張靜江、王寵惠、陳果夫一齊當選為中央監察委員。吃飯時李平原提議慶賀一番，蔡元培見船上伙食太差，就讓夫人去找來一位中國洗衣工，讓他幫忙每頓另做三個中國菜，由他請客付帳。沒多久菜就做好了，因洗衣工規定不能進餐廳，只得通過一位德國男侍送進來。沒想到這位德國人在窗外見蔡元培衣著寒酸，一副窮書生模樣，竟私自扣下一盤菜來。周養浩見只送來兩個菜，臉色很生氣。李平原乾脆擼起衣袖，揚言要找這小子算帳。蔡元培卻平靜地舉起手，示意大家息怒。見他悠然抿了一口葡萄酒，說：

　　「從下一餐起就讓洗衣工做四個菜吧，其中一個算白送他吃算了。」

　　見眾人不眼，他又含笑解釋道：「我們吃三個菜其實也夠了，這位服務員有一個菜好吃，也不會再去坑害別人了。如果大家都能滿意，豈不是很好嗎？」

　　上原先生驚愕地瞪大眼，愣了半天才仰面感歎道：

　　「蔡先生真是位大德之人，我總算領教了您的『恕道』。」

　　他們是一月下旬抵達新加坡的，船停靠碼頭時，只見陳嘉庚已聞訊前來迎接，蔡元培高興地率領眾人前去作客。這位僑領也是個「辦學迷」，兩位老友一見面，陳嘉庚就神采飛揚地談起了他剛集資創辦的廈門大學。那天他特地備了一桌很豐盛的家宴為大家接風。還從地窖裡摸出一壇紹興陳年女兒紅，蔡元培的雙眼頓時熠熠放彩。待酒過三巡，陳嘉庚笑著說：

　　「蔡公，我這回也想學學你辦北大的派頭，特地請了林語堂前來文科主政。哎，您可要助小弟一臂之力呀，他可能會從北京請些名流來廈門任教呢！」

　　蔡元培已兩年多沒喝家鄉酒了，今日多飲了幾杯女兒紅。雙頰已燦如飛霞。見他調侃地眯細眼睛說：

　　「別看我人在海外，卻早已耳聞你挖北大牆腳的消息了。今天我老蔡是特地來向你討還公道的，聽說顧頡剛就已準備南下了。」

　　見兩位長者唇槍舌戰地開起玩笑，一桌人都被惹笑了。他們在海上漂泊了半個多月，今天總算舒心地打了次牙祭。午飯後，兩人又商談了一些辦學的事，見天色漸晚，陳嘉庚終於依依不捨地送他們回來。

　　在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四個人圍坐在蔡元培的艙內，喝著略帶苦味的清咖，開始了一次漫長而終生難忘的談話。

　　話題還是上原專祿引發的，這位留德的歷史學博士，不知怎的突然對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和中國發生了興趣。他把探求的目光投向李平原，投向了幾天來朝夕相處令他敬重的蔡元培。他是位個頭瘦小的日本人，但純如秋水的眼波裡，卻沒有一點武士的專橫和島國政客的狡黠。他說話的聲音很輕，臉上帶著一種深深的歉意：

　　「尊敬的蔡先生，翻開近代的歷史，我們日本民族面對中國是一直有罪的。應該說，明治維新以前的日本文化和宗教主要來自中國。當時的日本閉關自守了二百年，經濟可以說比中國還要落後，可是我們成功地借明治維新迅速地強盛起來。在這裡我不想詳細分析中日兩國盛衰的原因，但在如何對待西方先進的思想和武器上，我覺得中國是更看重學習思想而忽視了武器，日本則剛剛相反。可以這樣說，在1894年的甲午海戰中，日本是用從中國學來的古代文化和西方學來的殺人方式，在中國作了一次新式武器的全面試驗。我今天主要想說明的是這樣一個事實，中國至少是錯過了兩次歷史的發展機會。一次是以康。梁變法為標誌的百日維新運動，一次就是您親自發動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當然新文化運動和『五四』學潮其實是兩個階段，前者主要是以反封建專制為目的全民啟蒙運動，而後者則是反對出賣主權的愛國熱情的總爆發。它直接導致了國民革命和共產主義運動，使中國出現了『三民主義』和蘇俄化的多種政治可能性。但我今天想和您探討的還是那場以北大知識群體為核心的思想啟蒙運動，我總覺得它沒有達到應有的高度。從學術思想的開拓上，它沒有超過春秋戰國的諸子百家，孔孟學說和老莊哲學畢竟在中國流行了二千多年。陳獨秀的貢獻僅僅停留在反專制和個性解放上，他倡導的科學和民主還只是一句空洞的口號。我是反對激進主義的，因為中國的改革之所以屢遭失敗，原因之一就是過於簡單激進。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啟蒙主義者，在民主理論上往往只根據一種政治信念，採取一家之言。如反對傳統，就主張全盤西化。由於漢字難懂，乾脆廢除漢字。更激烈者，甚至主張連漢語也一齊廢掉，索性採用外來語。由於反對舊禮教，而宣揚非孝。由於提倡平民文學，而反對貴族文學。錢玄同甚至說自己始終是個功利主義者，陳獨秀在文言和白話論戰中不允許討論的態度，本身就沒有民主精神。真是因為這些領袖人物缺乏真正的人文精神，所以我覺得蔡先生責任重大，中國還需要重新進行思想啟蒙。否則，今天的革命者明天就又會變成新的奴隸主。尊敬的蔡先生，請原諒我的直率和激動，因為我始終是一位理想主義者，面對遍地瘡痍的中國，我的心充滿著深深的憂患和負罪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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