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129)

一二九

　　午夜抵達鄭州時，這位風雅的大帥，揚言要送前來請示機宜的靳雲鵬一幅墨竹，以顯示出師必勝的信念，竟在車上理紙潑墨，對客揮毫起來。也許是大戰在即，心緒不寧，也許是上天在冥冥中作怪，反正他一連畫了數幅都不滿意。這時，專列已停了四個多小時，為了不貽誤戰機，他也只好胡亂應付了一幅了事。他一到北京，就出任了「討逆軍總司令」，並在中南海四照堂向各路將領面授機宜，下達作戰命令。他確實是個驕橫的統帥，那天見他大搖大擺地走到中堂，身穿紫色綢子夾襖，外披一件黑色坎肩，雙手叉腰敞開著懷，嘴裡輕鬆地叼著一根紙煙，下身穿一條白色散腿便褲。他先是朝眾將領威凜凜地瞥去一眼，就盤腿往太師椅上一坐，斜身靠在條案上，像念經一樣下達起命令。那架式，真像一位穩操勝券的滿清王爺哩。正在這時，電燈突然熄滅，大堂內一片漆黑，一種不祥之兆突然攝住了眾人的心。

　　這真是本世紀以來規模最大的一場惡戰，奉軍投入了二十五萬虎狼之師，而直軍也派出了二十萬大軍。雙方都第一次出動了海軍和空軍，背後都有外國勢力的支持。

　　吳佩孚這次真有點出師不利，他的專列是晚上開往山海關的。可是由於日本人給奉軍暗通消息，一路上屢遭炮擊。他不得不退回秦皇島，在那裡設立大本營。但每當他親臨前沿陣地視察時，因身穿上將軍裝，帽沿和肩章在陽光下金光閃閃，腰挎的指揮刀也放出煙煙銀光，又有副官和衛隊前呼後擁，每次都會引來奉軍的炮火襲擊。雖然他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但隨員卻常被炸死。正當雙方酣戰之時，一個驚人的消息傳到了前線。一直對直系把持政局，排斥異己不滿的第三軍總司令馮玉祥，按照和奉軍的秘密約定，於10月22日深夜突然回師北京，發動了震驚全國的「北京政變」。馮玉祥宣佈成立「國民軍」，以一個營包圍了總統府，將曹錕囚禁于中南海延慶樓。當副官將吳佩孚從睡夢中喚醒時，他手捧馮玉祥發出的通電，極為震怒，破口大駡馮是一條背信棄義，永遠喂不熟的惡狗。但他又怕走漏風聲，動搖軍心，天亮後仍照常去前沿視察。當接到曹錕宣告停止戰事和免去他職務的電令時，他又怒而批以「偽令」二字，並當場將總司令一職交給張福來代理，自己倉促返回天津調集軍隊討伐馮玉祥。

　　吳佩孚就是這樣走向了末路。他原以為馮玉祥不堪一擊，沒想到他拼湊起來的軍隊在楊村被國民軍打得一敗塗地。發發可危的天津已隱隱聽見逼近的炮聲，他不得已向山東和江蘇求救，而兩位督軍卻以自保為名無動於衷。這位孤立無援的將軍終於走投無路了，只能整天躲在天津北站的專列裡借酒澆愁。而奉軍的特務還在千方百計暗算他，甚至收買了衛兵打算行刺。幸虧被他事先查獲，將他們一齊槍斃才免於一死。絕望中有人獻計，勸他不如逃入租界躲避一陣，沒想到他還有點民族氣節，居然聲色俱厲地訓斥道：

　　「身為堂堂中國軍人，豈能托庇外人？真是有傷國體，烏可為者！」

　　但由此卻受到了啟發，他終於困獸猶鬥似的決定狗急跳牆了。便給隱居天津的段祺瑞打了個電話，口氣很粗地說：

　　「我已準備把軍隊開進天津租界，乾脆引起各國插手干涉，讓狗日的也沒好果子吃！」

　　老謀深算的段祺瑞沉思片刻，規勸道：「你是中國最優秀的軍人，何苦要惹出國際爭端呢？還是先上別處休息幾天吧！」

　　吳佩孚聽出了弦外之音，只好死了這條心。

　　11月2日的夜晚，日本駐津司令官親自前來見他，勸其離津另謀新策。日本人剛走，美國駐屯軍司令又來勸他快走，否則就有生擒的危險了。這位美國人頭腦很靈活，似乎摸透了他愛面子的心理。話剛說完就讓站長給專列掛上機車，然後向他敬禮道：「我算給你送行了。」吳佩孚就這樣逃到了塘沽，當他登上軍艦，在極目遠眺仰天發出一陣獰笑後，一路浮海南下。

　　而基督將軍馮玉祥已控制住北京的局面，這位出生貧寒有蘇俄傾向的北方軍人，還真做成了幾件大事。先是果斷地將宣統皇帝驅逐出了故宮，按理都民國了，還保留一個小朝廷確實是個諷刺。從歷史意義上講，馮玉祥的舉動未嘗不是革命。但胡適不高興了，也許他舊情仍在，就站出來譴責馮玉祥驅逐孤兒寡母，簡直是東方式的野蠻。正像他的弟子後來說的，胡適是個一輩子趕著寫檄文、發宣言、貼標語的忙人。他的這一舉動自然引來許多非議，連一些溫和派朋友如周作人、李書華也寫信表示反對。而剛在去年應詔出任南書房行走的王國維，終於隨溥儀離開了宮幃。他眼見幼主受辱而坐視無策，先一氣辭去了北大研究所國學門通訊導師一職。從此終日在憂患中悶悶不樂，此時的他已有自殺之心，只是因家人嚴視護理而得以倖免。

　　馮玉祥又在政變後的第三天，召開軍政會議，決定先由黃郭暫組攝政內閣過渡，他自己電請孫中山北上主政。他自辛亥革命以來一直仰慕孫中山，中山先生對他也竭力爭取，還親自送他一部手書的《建國大綱》。按馮玉祥的設想，將來的政府應由孫主政，段祺瑞主軍。而段祺瑞和張作霖因當初和南方有「反直三角同盟」，又為全國輿論所迫，也故作姿態地電請孫中山早日北上，主持大計。

　　孫中山就這樣邁出了北上的不歸之路。他是在11月10日這天，發表了著名的《北上宣言》。他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建議，重申要召開國民會議，謀求中國的和平統一和建設之路，並向黨內同志發誓：「對外要消滅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對內要消滅軍閥勢力，使民治之基礎不可動搖。」

　　1924年12月4日，孫中山一行終於從海上繞道日本抵達天津。因旅途勞累，當晚肝病復發，只得留津診治。而就在他北上的途中，國內局勢急轉直下，張作霖背信棄義，不顧向馮玉祥立下的諾言，把大批奉軍源源不斷地開進天津和津浦路北段，硬是把國民軍擠了出去。又向馮施加壓力，迫使其不得不與他一起把段祺瑞抬出來當上臨時執政，搶先控制了北京政權。他這樣做自有他的打算，他是想讓毫無兵權的段祺瑞做擋箭牌，先對付孫中山和馮玉祥，再為自己將來執政作過渡。所以當孫中山在天津上門拜訪時，他故意擺出一副大軍閥的樣子，態度非常傲慢。孫中山下車後，只見公館前五步一崗，十步一哨，張作霖自己不出來，只讓張學良在外迎接。進門後在客廳等了半天他才露面，一副旁若無人的樣子。談話時，見孫中山說：「此次直奉之戰，賴貴軍之力，擊破吳佩孚，實為可賀可喜呵！」他故意仰起頭，裝出不高興的樣子說：「自家人打自家人，何足為賀？」有意讓客人難堪。然而孫中山畢竟是大人物，雖然為了顧全大局，可以不和他計較，但那種凜然正氣，還是令他有所收斂。幾天後，他終於回訪了孫中山，還公然勸他放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政策，見孫中山不悅，又假惺惺表示：「作霖一介武夫，關於國家大計，當敬聽孫先生的指示。」

　　馮玉祥已完全失勢，段、張一聯手，他只得受排擠離開北京，以養病為由進山去了。不久又通電取消國民軍名義，自行解除總司令職務。所以當孫中山北上後，兩人甚至連一面都沒有見上。段祺瑞又趁孫高燒不退，一時難以抵京之際，於12月6日至書外國使團，宣稱繼續尊重以往與各國簽訂的一切條約，又悍然公佈善後會議條約，並派許世英抓緊籌備，公開與孫中山召開國民會議的主張唱對臺戲。為了試探這邊的態度，他還假意派許世英、葉恭綽前來迎接孫中山。孫中山在病榻前厲聲怒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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