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18)_鄧先明

一八

　　福建兩廣既平，南部只剩四川雲南，皆不足為慮。

　　半壁江山已固，兵精糧足，正可全力支援北伐。

　　北伐大軍出發前，朱元璋曉諭將士：「中原之民，久為群雄所苦，流離相望，故命將北征，拯民於水火。

　　元祖宗功德在人，其子孫罔恤民隱，天厭棄之。君則有罪，民複何辜。前代革命之際，肆行屠戮，違天虐民，朕實不忍。諸將克城，毋肆焚掠妄殺人，元之宗戚，咸俾保全。庶幾上答民心，下慰人望，以副朕伐罪安民之意。不恭命者，罰無赦。」

　　北伐的戰略戰術和作戰計劃，事先經過了朱元璋與劉基的仔細推敲和商定，並拿到軍事會議上與諸將商討修正，讓諸將充分理解其作戰意圖，以利於和保證戰略戰術在整個北伐過程中的有效實施。

　　猛將常遇春提出，南方已定，可以集中兵力直取元都，以百戰雄師，元都必下；元都既下，再分兵出擊，以王師之威，其他城池可不戰而下。朱元璋則指出：元朝百年都城，防禦必嚴，工事必堅，假定大軍孤軍深入，元軍斷我糧道，攻城非一日可克，元朝四方援軍可至，進退無據，大事去矣。仍宜採用取平江之法，先砍其枝葉，再動搖根本。先取山東，撤掉大都屏風；回師下河南，斷其羽翼；進據潼關，佔領他的門戶。待徹底掃清其外圍據點，確保糧道暢通，再進圍大都，自然水到渠成，手到擒拿。此乃萬全之策，穩紮穩打，確保立足於不敗之地。

　　為了確保北伐的勝利，一絲不苟地貫徹朱元璋的作戰意圖是關鍵。為此，對北伐軍的統帥部也進行了嚴密的慎重的組織。徐達是朱元璋兒時夥伴，用兵持重，紀律嚴明，生性謹慎，朱元璋任為征虜大將軍，統帥全軍，甚是放心。常遇春衝鋒陷陣，所向無敵，任為副帥。元璋擔心常遇春勇鬥輕敵，特別告誡徐達，如大敵當前，宜以遇春為前鋒，和參將馮勝分左右翼，將精銳進擊。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勇冠諸軍，可使其獨擋一面。大將軍專主中軍，只管戰略決策，策勵將士，不可輕動。

　　為了瓦解敵軍士氣鬥志，爭取北方民眾的理解支持，朱元璋發表了告北方官民的檄文：自古帝王臨禦天下，皆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而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無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儀者禦世之大防，其所為如彼，豈可為訓天下後世哉！

　　及其後嗣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甯台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雲：「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

　　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於茲，未聞有治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

　　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乃忘中國祖宗之姓，僅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為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眾以要居，憑陵跋扈，遙制朝權，此河洛之徒也。或眾少力微，阻兵據險，賄誘名爵，志在養力，以俟寡隙，此關陝之人也。二者其始皆以捕妖人為名，乃得兵權。及妖人已滅，兵權已得，志驕氣盈，無複尊主庇民之意，互相吞噬，反為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

　　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大亂，為眾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得長江天塹之險，今十有三年。

　　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群虜，拯生民於塗炭，複漢官之威儀。慮人民未知，反為我仇，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于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我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汙賊腥，生民擾擾，故率群雄奮力廓清，志在逐胡虜，除暴亂，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國之恥，爾民其體之。

　　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儀，願為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故茲告諭，想宜知悉。

　　這是宋濂奉命而為，也是朱元璋幕僚儒生系統的傑作，代表了數千年來儒家正統思想。其中心思想有兩點：一是民族革命，特別強調夷夏之分，中國應由中國人自己來治理。「驅逐胡虜，恢復中華」，比之紅軍提出的「重開大宋之天」，更具號召力和革命性，以此為號召，自然更能普遍獲得廣大被壓迫的漢人的擁護和支持，尤其是引起儒生士大夫的注意。二是恢復傳統道德，尊崇儒家禮儀文化。大之治國，小之修身，從政治到生活，都應規範到千百年的儒家傳統文化之中。如今北伐，目的在於「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一為恢復一度被蒙古胡族打亂的政治社會秩序，一為「救民於水火」，讓「各安其土」，恢復生產，發展經濟，富國強民。

　　文告中還罵元政府敗腐透頂，天理不容。罵元朝大將認賊作父。河洛指擴廓貼木兒，原為漢人，名王保保。關陝指李思齊等四將。他們飛揚跋扈，製造內亂，荼毒生靈，這兩種人實力再大都只能是國家的不幸，不可以做中華之主。「妖人」自然指紅軍，「妖言」惑眾，擾民太甚，烏合之眾，自然也不能做中國主。剩下的只有我「江淮布衣」可秉承天意，而為「中華主」，「拯生靈於塗炭，複漢官之威儀」。最後為了最大限度地團結大多數人，減少蒙古色目人的反抗心理，提出了某種程度上的民族平等思想，只要認同中國文化傳統，「與中廈之人撫養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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