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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九


  廣東方面,主要的還是「治安」問題。中央力量加強,地方秩序良好,擔負賦稅的民眾和田土,當然會逐漸增加,事情本來簡單。北京、山東、河南,都是畿輔之地,除去建文年間,曾經發生一度的內戰,以及長城一帶,偶然遭受敵人底破壞以外,從開國以來,始終保持良好的秩序,現在的增加,當然與「治安」無關。那麼這是怎樣的呢?

  北京、山東、河南都是輜輔,三處的田土,不斷地被勳戚、權貴吸收了,一經集中以後,他們提出許多似是而非的理由,躲避納稅的義務。居正底政策,是要打擊他們底特權,使他們對於國家,有同樣的負擔。陽武侯便是一個好例。成祖時代,薛祿從征有功封侯,傳到萬曆年間,已是第七代了,除了公田以外,還有自置田土,是否應當納稅,這是一個問題。居正決然地說:

  承詢陽武優免事,查律、功臣家除撥賜公田外。但有田土,盡數報官,納糧當差。是功臣田土,系欽賜者,糧且不納,而況於差?錫之土田,恩數已渥,豈文武官論品優免者可比?若自置田土,自當與齊民一體辦納糧差,不在優免之數也。近據南直隸冊開諸勳臣地土,除賜田外,其餘盡數查出,不准優免,似與律意相合。幸惟尊裁。(書牘十三《答山東巡撫楊本庵》)

  萬曆六年清丈,除雲南、貴州因系新辟地方本應增加,及陝西、四川和南京所屬八府、州所加無多,不待研討外,其餘河南、山東、廣東三省,和北京所屬八府,共增七十萬頃,占去增加額的百分之八十九。居正從政令不易貫徹的廣東,奪獲擔負國稅的田土,這一點也許人還瞭解;但是他從勳貴盤據的畿輔,奪回擔負國稅的田土,便引起莫大的物議。他們不說他得罪勳貴,而說他掊克小民;正和他在沙汰生員的時候,一般人不說他整頓學政,而懷疑他得罪聖賢一樣。孟子說:「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在一般人民覺悟沒有提高的時候,他們對於大地主階級的危害,認識不夠,甚至還會受到大地主階級的利用。張居正主張清丈,和大地主階級的利益,直接發生衝突,他在身後,招致不少的詆毀,也許這也是一個原因。但是居正說過,「得失毀譽關頭若打不破,天下事無一可為者。」(書牘十二《答南學院李公》)居正對於一般的毀譽,根本不曾放在心上。

  居正抱定「苟利社稷,死生以之」;這一次的清丈,無意中代表一個政治上的基本要求,——全國人民,對於國家的義務,要求公允的負擔。但是事實上的成績還是很小,畿輔的田土,比之弘治十五年,固然增加不少,但是比之洪武二十六年的清丈,北平五十八萬二千余頃,山東七十二萬四千余頃,河南一百四十四萬九千余頃,其實只剩百分之六十七。其餘的百分之三十三,依然在勳戚權貴手裡,居正無如之何。二百年來積累的政治勢力,在當時不是片時可以剷除的事物。

  萬曆六年十二月,命纂宗藩事例。明朝的宗室滋生太繁,成為國家底大害。嘉靖四十四年,纂定《宗藩條例》,對於宗室,大加裁損,減少國家支出,當然是一種補偏救弊的方策。但是減削太甚,立法太嚴,出乎情理之外的條例,徒然增加執行的困難,於事實無所裨益。居正列舉九條未妥的地方,他說:

  夫令所以布信,數易則疑,法所以防奸,二、三則玩。現今該部處置宗藩事情,悉用此為准,因時救弊,似亦未為大害,但欲勒成簡冊,昭示將來,則必考求國體,審察人情,上不虧展親睦族之仁,下不失酌盈劑虛之術,使情法允協,裒益適宜,乃足為經常可久之規,垂萬世不刊之典。(奏疏八《請裁定宗藩事例疏》)

  萬曆七年正月詔毀天下書院,自應天府已下,凡六十四處,明朝講學的風氣甚盛,上自達官貴人,下至諸生布衣,到處召集徒眾,號稱講學。所講的最初是聖經賢傳,以後轉到明心見性,這還是好的;有的成為一哄之市,書院講學只增加號召徒眾的機會;最下的甚至借此斂財,斯文掃地。居正在萬曆六年就說:「若今之談學者,則利而已矣,烏足道哉?」(書牘十《答鄭藩伯》)這裡已經透露他鄙視講學的意見。次年他又說起:

  吾所惡者,惡紫之奪朱也,莠之亂苗也,鄭聲之亂雅也,作偽之亂學也。夫學乃吾人本分內事,不可須臾離者。言喜道學者妄也;言不喜者亦妄也;于中橫計去取,言不宜有不喜道學者之名,又妄之妄也。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言不宜不喜道學之為學,不若離是非,絕取捨,而直認本真之為學也。孔子自言,人不如己之好學。三千之徒,日聞其論說,而獨以好學歸之顏子。今不穀亦妄自稱曰,凡今之人,不如正之實好學者矣。承教,敢直吐其愚,幸惟鑒亮。(書牘十一《答憲長周友山講學》)

  同卷居正又有《與友山論學書》自稱「不谷生平,於學未有聞,惟是信心任真,求本元一念,則誠自信而不疑者。」居正論學,直認本真,這是在陽明學派的空氣中所得的認識,但是居正不愛空談,欲求實際。他說:「今人妄謂孤不喜講學者,實為大誣。孤今所以上佐明主者,何有一語一事,背於堯、舜、周、孔之道?但孤所為,皆欲身體力行,以是虛談者無容耳。」(書牘十《答憲長周友山明講學》)在這個情形之下,居正對於講學,當然只覺得空言無補,徒資叫囂。萬曆七年罷天下書院,是從這一點出發的。

  萬曆六、七年間,藏僧鎖南堅錯致書居正,居正答謝;在對藏交通上,是一件有興趣的文件。此事的關節,卻在俺答。萬曆六年,俺答糾合青把都一部,大隊西行,當時盛傳土蠻部下,同時出發,聲勢浩大。北邊頓時感覺緊張。居正一面吩咐宣大總督吳兌勸導俺答,早日回巢,一面吩咐三邊總督郜光先,甘肅巡撫侯東萊,妥為佈置。俺答到了甘肅境外,遇到瓦刺部下,吃了一個敗仗,但是依然直到青海,見過活佛。在這次遇面以後,俺答上書,請求中國代為建寺供佛,御賜名額;同時又代西藏僧人,請求補貢。「補貢」二宇,當然只是譯文底好看,其實是請求增加對藏貿易額,俾西藏得到需要的資源。時間已經是萬曆七年了。居正底策略,是在可能的情形下面,酌量許可,但是決不給他要挾的機會。建寺供佛,是可以的,但是朝廷只能資助物料,談不到代為興建。居正對於韃靼的控制,始終不曾疏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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