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之治(62)_學達書庫

六二

　　魏徵也不再多言，退了下去。太宗卻因為剛才魏徵的話，心中思緒萬千。東宮、元吉，這些都讓他想到當年那段歲月。兄弟鬥爭的慘烈，仍令他心有餘悸。如今自己如此寵愛魏王，會不會導致自己的兒子也陷入爭奪之中，國家會否陷入動盪？朝中已經有了風言風語，再不趕快制止形勢的發展，就怕為時已晚。對承乾，自己也有愧疚，若是真出事，又怎麼對得起去世的皇后。太宗思來想去，甚是苦惱，仿佛體會出當日李淵的心境，不由長歎一聲。

　　不知是不是為了補償太子，六月甲辰，太宗下詔，令從今以後太子取用庫物，所司不要限制。這下可合了承乾的意，他濫取濫用，簡直沒有一點節制。左庶子張玄素又直言進諫，這回太子可不只是不聽而已，他命人埋伏在玄素上朝的路上，偷偷襲擊，差點要了張玄素的性命。雖然是秘密安排，但朝中官員受傷，還是不小的一件事。本來就有的風言風語現在更是四散開去。太子失德，魏王有寵。每個人心中都在嘀咕，不知道事態要如何發展。

　　太宗當然有所耳聞。八月的一天，召集親近之臣，問道：「眾卿，可知現在什麼是國家當務之急？」

　　諫議大夫褚遂良答：「當今天下太平，只有穩定太子、諸王現有地位即定分之事，最為急迫。」

　　「所言甚是啊！」太宗點了點頭，「最近朝中很多議論，朕也知道。儲位一事，國家根本，怎可妄議。方今群臣之中，朕想沒有人比魏徵更忠直了，我以魏徵為太子太師，以絕天下之疑。爾等不可再加議論。」

　　「臣等遵旨！」

　　九月，任命魏徵的詔書下達。魏徵以生病為由請辭，太宗致書勸諭道：「周幽王、晉獻公都因為廢嫡立庶，導致國家危亡。漢高祖當年也差點廢掉太子，全賴四皓，才獲安定。我現在依賴愛卿，就是此意。知道公身體不好，可以躺臥護衛我兒。」

　　漢初有所謂商山「四皓」，是四位德高望重的賢人：東園公、裡先生、綺裡季和夏黃公。他們不願意當官，長期隱居在商山之中。劉邦久聞四皓的大名，曾請他們出山為官，而被拒絕。劉邦登基後，立長子劉盈為太子，封次子如意為趙王。後來，劉邦有意廢劉盈而立如意。劉盈的母親呂後聞聽，非常著急，便遵照張良的主意，聘請四皓出山。有一天，劉邦與太子一起飲宴，他見太子背後有四位白髮蒼蒼的老人。問後才知是商山四皓。劉邦知道大家很同情太子，又見太子有四位大賢輔佐，消除了改立趙王如意為太子的念頭。劉盈後來繼位，為惠帝。

　　魏徵明白太宗的一片苦心，他也知道國家的穩定比什麼都重要。自己輔佐太宗，開創出貞觀治世，怎能始治終亂？於是他拖著病體，接受了任命。

　　可惜的是，第二年，也就是貞觀十七年（643）正月，魏徵就逝世了。雖然前幾天，太宗還對群臣說，即使嫡子遭遇變故，也要立嫡孫，絕不開窺伺之源。但是魏徵的逝世，還是使太子失去了一個重要的支持力量，使太宗在皇位繼承問題上少了一個警鐘。而就在這一年，宮中經歷了一場狂風暴雨。

　　隱隱傳來奇怪的聲音。近看，原來是一群突厥裝扮的人圍成一圈，號哭不絕。他們中間有一人躺臥在地，貌似已經死去。這確實是突厥部落的喪葬禮儀，周圍還放著五狼頭纛和幡旗。莫不是突厥可汗去世？

　　猛然間，中間一人翻身坐起，也是突厥服飾。

　　那人卻是太子承乾！

　　「你們有進步，不過表演的還是不太像。」原來是太子假扮可汗裝死以取樂。

　　「我等哪有太子熟悉突厥語言、服飾及風俗，這真是班門弄斧。」說話之人一臉諂媚。

　　「那是自然。」承乾很是得意，「我才不像魏王，喜歡什麼文學，真是沾染了江左習氣。等有朝一日我有了天下，就帶幾萬人到金城蘭州以西去狩獵，然後解發做個突厥人。如果有機會為李思摩典兵，執掌一部兵權，我肯定不會落於人後。」李思摩乃歸大唐的突厥首領，貞觀十三年（639），唐太宗將李思摩（阿史那思摩，賜姓李）封為可汗，命其率十余萬突厥人移於定襄城（今山西定襄），立突厥國。這是東突厥被唐朝擊敗後，在唐朝邊境保存突厥風俗最集中的部落。

　　眾人無不點頭稱是。這幫人中可沒有張玄素、于志寧那樣的人物。

　　太子拔出佩刀，走前幾步，從一整只烤好的羊上割下塊肉，塞進口中，吃得好不痛快。

　　「還是大塊吃肉、大口喝酒的感覺好啊。咱們原來從宮外盜來的馬呀牛呀的，都吃完了嗎？」太子曾命東宮收留的逃亡官奴去民間盜取牛馬，並自製大鼎，與眾人煮來分吃。

　　「小子再去弄。就怕被那些宮臣知道。」

　　「他們好糊弄得很。對他們說些忠孝節義的話，就對付過去了。再不我就一副深自悔改、痛哭流涕的樣子，他們就只有說太子賢明的份了。」承乾自以為已經找到了躲避宮臣、父皇監督的方法。

　　「太子真是聰明過人啊。」

　　「還是讓那幫頑固的老臣死了最好，可惜派人去刺殺，總不成功。不說這些討厭的人了，不如咱們玩樂痛快。」太子說完，又與眾人喝酒去了。

　　而與喜歡突厥風俗、傾向于胡人文化的太子不同，魏王自幼愛好文學，傾向于梁陳以來的南方文化。他得到太宗的喜愛很大一部分原因來自於此。

　　隋朝統一以後，南方文化在統一王朝中就明顯地佔有優勢。李世民本人在文化取向上其實也是舍北從南的。在他積極謀求皇位的過程中，就已經表現出了這種傾向。當年秦府十八學士中，大部分就是南人或重南學的北人。李世民即位之後，命家承南學的顏師古考定五經，又命重南輕北的孔穎達撰《五經正義》，其所作義疏基本上也是舍北從南的。他還對由陳入隋唐的陸德明十分欣賞，對其所撰《經典釋文》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在太宗下詔編撰的《隋書·儒林傳》中，也存在著明顯的揚南抑北的傾向，其序在曆敘南北章句好尚互有不同之後，對南北學術總的評價是「南學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貞觀十四年（640），太宗又下詔褒揚前代名儒，他所列舉的名單中，以南朝梁皇侃為首，其餘也大都為南人或重南學的北人，明顯地偏重南派學術。儘管太宗也知道文風的浮華並不利於營造一種良好的社會風氣，不利於國家的治理。但是，南北長期分隔之後，南方文化確實比北方水平高出許多，其綺麗柔美，也更加令人不自覺中心嚮往之。

　　正因為李世民有這種舍南從北的文化傾向，所以才對同樣愛好南方文化的魏王李泰表現出偏愛之情。世間萬事，細細看來，都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李泰自然明白父皇對自己多麼與眾不同，心中生出非分之想也是人之常情。在傳統的政治格局中，嫡長子繼承制有時候是會妨礙選拔出最優秀的接班人，矛盾的激化就往往演變成宮廷鬥爭。在李建成與李世民之間是如此，在李承乾與李泰之間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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