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之治(前言)

前言

　　貞觀，這是一個中國古代歷史上最令人稱羨的黃金時代。貞觀之治幾乎成為唐宋以後治國實踐中理想境界的代名詞。貞觀之治的歷史魅力到底是什麼？其中一定有唐太宗的英明神武，有文武群臣的賢良忠直，有歷史賦予那個時代特有的英雄氣度，有讓人有所感悟卻又難以說透的歷史智慧。

　　本書描寫的就是唐初君臣如何開創貞觀之治的歷史進程。作為「中國人民大學影視史學叢書」推出的第一部著作，本書與即將播映的三部以唐代「貞觀之治」為主題的電視連續劇相呼應。全書以作為中國歷史上「聖君」典範的唐太宗的成長和貞觀君臣的治國實踐為主線，以隋唐之際英雄群體的人生際遇以及他們如何彙聚到開創貞觀之治的歷史洪流為基本內容。本書定位為大眾歷史讀物，以生動的故事，感人的場景，細膩的對話，相得益彰的插圖，採取歷史紀實文學的寫法，力圖把深厚的學術研究成果轉化為大眾喜聞樂見的通俗讀物。

　　有關貞觀之治的這段歷史，在中國人的歷史知識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有傳統的演義小說如《隋唐演義》、《說唐》等長期在民間的流傳為基礎，隨著即將開始的相關電視連續劇的熱播，這一時期的歷史將引起人們更大的興趣和關注。

　　貞觀之治的歷史內涵，只有回到歷史環境中去探詢。當我們仔細研讀史料，回望一千多年前的這段歷史的時候，總是能夠感受到那種特殊的歷史魅力。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歷經戰亂的百姓對新王朝充滿信心。儘管唐太宗即位之初「霜旱為災，米穀踴貴，突厥侵擾，州縣騷然」，既有內憂又有外患，災荒的嚴重程度到了一匹絹才得一斗米，但是「百姓雖東西逐食，未嘗嗟怨，莫不自安」。等到貞觀三年（629）年成稍有好轉，流亡他鄉的百姓都紛紛回到家鄉，竟無一人逃散。其根本原因是百姓對政府有信心，相信困難只是暫時的。到貞觀四年打突厥，那是在十分艱苦的條件下進行的一場戰爭，唐朝的取勝，很大程度上應當歸因於百姓對新王朝的一種期望，一種信心。是老百姓的高昂鬥志贏得了這場戰爭。

　　二是貞觀初年政治上的得民心。也就是說，實行教化、輕徭薄賦的政策，是天下大亂之後的正確選擇。全國上下都有著為國家著想的積極意識，皇帝為民擔憂，勵精圖治，崇尚節儉；老百姓也替皇帝著想，理解政府的難處，即使四處逃荒逐食，也安分守己，不把怨憤發洩到政府和皇帝的身上。這樣，即使經濟上還有嚴重的困難，社會秩序也不會亂。只要經濟形勢一旦好轉，很快就能夠恢復社會的安定。

　　三是唐太宗在政治上有全域觀念，常常因為某一件具體事情，而想著把一類事情辦好。他心裡裝著老百姓，他深知「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道理，對自己嚴格要求的同時，能夠嚴格約束各級官吏和王公貴族，嚴懲貪官污吏。他有著大政治家的風度，所謂「得帝王之體」，在奪取了政權之後，沒有將原先反對自己的力量完全排斥，而是對他們大膽任用，把優秀的人才放到重要的崗位上。正是由於唐太宗在思想上和實踐中的這些做法，才使政治局面和社會秩序迅速穩定下來。

　　四是所謂「貞觀之治」，不僅應包括政治和社會的穩定，還應當包括經濟的恢復和發展。這說明，在新王朝建立之初，只要路線方針正確，政策得民心，政治和社會的穩定還是比較容易達到的；但是，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更需要時間，經過大動盪大破壞之後，需要有相當長一段時期才能恢復元氣。貞觀三四年間局部地區的豐收，並沒有完全扭轉生產凋敝的局面。是經過「頻致豐稔」，也就是連續多年的豐收之後，才出現了米價下跌、糧食充裕的大好形勢。

　　貞觀並不是唐朝開國的年號，唐太宗也不是唐朝的開國皇帝。但是，為什麼在人們的印象中唐朝似乎是由李世民開創的呢？

　　唐代建國的背景，是隋末大動盪之後社會秩序的混亂以及經濟生產的凋敝。建立唐朝的君臣都是推翻隋朝的親歷者，他們親眼看到一個強大的隋帝國崩潰於農民起義的戰火硝煙中。唐朝的建立者是李淵（死後廟號為高祖）。大業十三年（617）春夏間，全國各地的農民起義軍經過迅猛發展，已分別佔領了河北、中原和江淮廣大地區，隋的殘餘勢力被包圍在長安、洛陽、太原、幽州、揚州等幾個孤立的據點。正當隋王朝接近土崩瓦解的時候，在太原鎮壓山西農民起義軍並防禦突厥的唐國公李淵，于當年七月十五日起兵反隋，並迅速向長安進發。十一月九日，攻佔了長安城。

　　李淵立煬帝孫代王楊侑為皇帝，改元義寧，遙尊煬帝為太上皇，而政權實際上已經掌握在他手中。義寧二年（618）五月，李淵正式建立唐朝，改元武德。關於唐朝的開國，舊史所記李淵被迫接受坐享其成，都是史臣為了辯護太宗取得皇位的合法性而虛構出來的。李淵是一個有謀略的政治家，他早有叛隋之心，太原起兵的前後過程都是在他的直接指揮下進行的。而李世民儘管見事敏速、行動大膽，在太原起兵過程中參與謀劃，但也是在李淵的授意下，在組織起兵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不過，唐朝的開國與漢代、明代都有所不同，主要的開國功臣都成為了李世民的幕僚，李世民也確實具有某種開國皇帝的身份特徵。

　　唐初歷史的特殊背景在於，唐高祖李淵在位的武德年間，主要任務是進行統一戰爭，如何治理國家的問題還沒有全面提出。而唐太宗李世民做上皇帝，來源於一場政變。因為李世民並非法定的皇位繼承人，早年又基本上是在戰場上度過的，所以接掌政權之後面臨著學習治國的任務。唐朝真正對於治國安民的理論和方略的探討，就是從李世民即位之後開始的。正是在唐太宗君臣不懈的努力下，經過幾年的發展，出現了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治世。

　　如何用通俗的筆法來展現這段具有複雜內涵的慷慨壯大的歷史圖卷呢？

　　作為隋唐史研究的專業人員，我們在書中表達的許多觀點和對材料的取捨，都儘量吸收學術界的研究成果，力圖體現唐史學界幾代學者關於貞觀之治研究的積累和心得。許多問題在學術界原本就存在著分歧，而故事只能按照一種理解講。對一個故事，一個場景，乃至一個細節的講述，看似不經意，其實在這講述的背後，蘊含著對許多問題的深入討論和思考。

　　例如，

　　為什麼只有李淵才能結束隋末的動盪，最後統一全國？李淵與所有隋末群雄相比，到底有什麼優勢？李密作為與李淵一樣應讖的逐鹿天下的英雄，為什麼最終會失敗？太原起兵的首謀究竟是李淵還是李世民？李世民在太原起兵中的貢獻到底有多大？是否像舊史所說，李世民是真正的首謀，李淵早就答應立他為太子？又是否如學界流行的說法那樣，李世民通過修改國史掩蓋了李淵的作用而誇大了自己的作用？會不會存在這種可能：在太原起兵中，李淵與李世民都在暗中謀劃，只是互相並不知情？兩《唐書》與《資治通鑒》是否都受到唐代國史的誤導，將太原起兵歸功於李世民？諸書字裡行間是否能為我們提供一些蛛絲馬跡？司馬光同樣見到了《大唐創業起居注》，他對於相互矛盾的史料如何取捨？如何實現歷史真實性與春秋筆法的統一？

　　山東豪傑在隋末唐初的風雲變幻中到底起到了怎樣的作用？他們之中，為什麼會有截然不同的結局和命運？他們與關隴集團之間，究竟是一種什麼關係？剛剛從太原起兵的李淵集團，與突厥之間是什麼關係？劉文靜作為與突厥的聯絡人，究竟負有什麼使命？他與突厥有暗中的交易嗎？這是他最終被李淵所殺的真正原因嗎？劉文靜、突厥又與李世民有什麼樣的關係？太原起兵中的功臣為何大多數在史書上不顯？這其中昭示出唐代開國的什麼特點？

　　為什麼唐初的名臣都是李世民的部下？這與舊史認為李世民是太原起兵的主謀有什麼關係？他們是怎樣歸於李世民的旗下的？在開國戰爭、奪權與治國當中，山東豪傑分別為李世民貢獻了什麼？開國戰爭的經驗和教訓為李世民帶來了什麼？對於以後的治國有什麼影響？李世民與李建成之間的兄弟之爭是一般的儲位之爭嗎？背後是否有特殊的意義？反映出中國古代皇位繼承中存在的什麼問題？嫡長子繼承制與選賢任能存在矛盾嗎？兄弟之爭的真相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被竄改和銷毀？究竟還能不能把這段歷史還原？史學研究是不是只能無限接近真相而永遠達不到真相？

　　李建成與李元吉有沒有舊史和演義小說所描繪的那麼無能和醜惡？他們的錯誤形象是怎麼產生和流傳的？在兄弟之爭中，李淵的態度是什麼？他是支持李建成還是支持李世民？到底李建成與李世民誰獲得的支持更大？誰更有可能繼承皇位？朝臣的向背如何？玄武門事變是不是李世民處於劣勢而不得已的一種手段？為什麼玄武門事變能夠成功？玄武門事變中李世民一派究竟是伏兵在玄武門還是臨湖殿？作為玄武門守門將軍的常何，他是李世民集團中的人嗎？在政變中他的態度究竟是怎樣的？

　　李淵對於政變的態度是什麼？他是在怎麼樣的情況下交出權力的？李世民沒有被作為接班人來培養，他後來是如何一步步成長為一名「聖君」的？魏徵在貞觀之治中以何種身份發揮了什麼樣的作用？他為什麼有超乎群倫的眼光和能力？作為歷史上有名的諫臣，魏徵給皇帝提意見真的是直接頂撞而不顧後果嗎？房玄齡和杜如晦這兩位貞觀賢相為什麼能夠獲得美名？對於貞觀時期的國家建設，他們發揮了什麼作用？與魏徵的作用相比，有什麼不同之處？貞觀君臣關於治國方略、為君之道、安民之道的討論，為貞觀之治提供了什麼正確的導向？貞觀之治得以出現的國內、國際環境是什麼？長孫皇后在李世民奪權和治國的過程中發揮了什麼作用？

　　唐太宗對待功臣的態度是怎樣的？貞觀政治面貌與武德時期有什麼不同？為什麼會出現這種不同？隋煬帝對唐太宗和貞觀政治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唐太宗下令修撰《氏族志》的目的是什麼？貞觀中後期出現的接班人問題有什麼深層的原因？為什麼太宗最終選擇李治作為太子？在接班人選擇中體現出什麼背景？統治階級內部各種力量發生了怎樣的碰撞和衝突？太宗出征高麗有著怎樣的國內、國際背景？蕃將的出現有什麼深層的原因？李靖、李世勣這些大將在唐代開國和貞觀政治中到底發揮了何種作用？在他們之後，唐帝國為什麼會面臨將才缺乏的困局？唐太宗為太子李治留下了怎樣的基業？唐太宗向長孫無忌、褚遂良等人托孤，反映出當時權力結構中的什麼問題？貞觀一朝為唐代和整個中國歷史留下了什麼？

　　似乎有太多的問題需要澄清，我們沒有回避，但也不可能一一作出令自己滿意的回答。我們力圖還原歷史真相，這應是歷史學永遠追求的目標，也是歷史學的永恆魅力所在。面對諸多問題，我們儘量全面地吸收史學研究的最新成果，在一些關鍵問題上重新進行研究。反映到文字上，是在研究心得基礎上重新構思故事和情節，而沒有採取常見的敘述體。所以，本書既不同于史學研究的論著，也不同于根據傳世文獻用現代漢語改編的普及讀物，當然更不同於純粹的歷史小說或戲說類影視作品。這種寫法無疑是一種全新的嘗試，對於如何掌握和考辨史料以及在吸收研究成果、構思故事情節和文字表達上，都是一個艱難的考驗和挑戰。我們期待著廣大讀者的批評指正。

　　劉後濱
　　200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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