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9)_學達書庫

九

　　這些慷慨激昂的議論，不只是發自文天祥的肺腑，也是朝野許多正直之士的公論。當然，即使立即處斬董宋臣，矛盾也不能得到解決，局勢也不會立即好轉，但他希望理宗通過對董宋臣的處置作為開端，表示有悔悟的心跡，從而刷新政治，激勵人心，挽救宋朝的危亡。他特別對理宗提出忠諫：「方今國勢危疑，人心杌隉。陛下為中國王，則當守中國；為百姓父母，則當衛百姓。且夫三江五湖之險，尚無恙也；六軍百將之雄，非小弱也。陛下臥薪以勵其勤，斫案以奮其勇，天意悔禍，人心敵愾，寇逆死且在旦夕。」

　　這段話很尖銳，很有氣魄，卻也是實事求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三江五湖之險，尚無恙也」，這種看法不是沒有道理的。蒙古崛起以後，成吉思汗率大軍二十萬進入中亞，滅亡花剌子模，越過高加索山進入頓河流域草原地區，所向披靡。窩闊台繼任大汗後，東征高麗，南滅金國，又派大軍遠征歐洲，在他們所佔領的地方先後建立了窩闊台、察哈台、欽察、伊兒四個汗國。

　　但是蒙古和南宋的戰爭已進行了25年，雖然蒙古兵也曾飲馬長江，侵入南方，但東南半壁江山並未淪喪，四川許多地方和京湖一帶都還在進行抵抗，說明了滅亡南宋並不容易。這裡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西部、南部山巒重疊，河湖布列，不利於騎兵的縱橫馳騁。特別是南方需要水戰，蒙古兵和北方兵都不習慣，力量較難施展。如果宋軍據險抵抗，蒙古兵不一定能占到便宜。

　　「六軍百將之雄，非小弱也」，這也是事實。軍民的反擊是蒙古征服南宋的重大障礙。20多年來，蒙古兵雖然打過許多勝仗，但也多次遇到激烈抵抗，吃過大虧。如端平二年（1235年）闊端率兵入侵四川時，利州（廣元）守將曹友聞在青野原、大安兩次擊敗蒙古兵。嘉熙元年（1237年）口溫不花和察罕率軍進攻黃州，被孟珙擊退。第二年，宋朝任命孟珙為荊湖制置使，孟珙出兵三次，連戰皆捷，接連收復信陽、樊城、襄陽、光化等軍事要地，荊襄形勢為之一變。也在這一年，察罕率兵圍攻廬州（安徽合肥），在巢湖造船，企圖進攻江南。宋安撫使兼知廬州杜杲派舟師和精銳部隊扼守淮河要地；六合人趙時哽率領兩淮民兵參加保衛廬州的戰鬥，蒙古兵攻勢受挫，轉而進犯滁州（安徽滁縣）。知招信軍（江蘇盱眙縣北）餘玠提精兵救援，蒙古兵乘虛進攻招信軍，被餘玠回師猛擊，死傷無數。這時，知鎮江府吳潛也組織民兵夜渡長江，攻擊蒙古軍營寨。這支侵擾江淮的蒙古兵，終於在官軍、民兵的聯合攻擊下，損兵折將後北撤了。

　　四川軍民的鬥爭也同樣取得多次勝利。合州釣魚城的大捷就是一次典型戰例。淳祐二年（1242年），余玠任四川制置使兼知重慶府時，設立招賢館，徵求防守四川的建策。播州（貴州遵義）人冉璡、冉璞兄弟建議在重慶北面釣魚山等處修築山城，又在嘉陵江、沱江沿岸險要的地方修建山城十餘處，因山築壘，屯兵聚糧，據險防守。蒙古兵幾次入侵，都被宋軍打敗。

　　這次蒙哥親率主力部隊進攻重慶、合州（四川合川）時，餘玠已經死了，知合州王堅堅決抵抗，蒙古兵猛攻數月不下。蒙哥親自到城下指揮，王堅用大炮猛烈攻擊，蒙哥被打成重傷，回軍營後就死了。文天祥上這封奏章時，蒙哥已經死了四個月，因為交通不便，消息不靈，他還不知道。

　　激昂的士氣，可貴的民心，說明如果朝廷能因勢利導，指揮得宜，要擊退蒙古兵是完全可能的。文天祥的分析是有根據的。

　　在奏章中文天祥還提出四項積極的建議：第一，「簡文法以立事」。他建議朝廷摒除禮儀上的繁文褥節，「用馬上治」，即實行戰時體制。具體做法是皇帝應在宮中選擇一個地方，每日和兩府大臣議論軍國大事，並「博采四方之謀，旁盡天下之慮」。

　　他認為如能做到上下如一，天下事就沒有辦不成的了。

　　第二，「仿方鎮以建守」。他認為宋初矯唐末、五代藩鎮跋扈之弊，削弱地方的兵權、財權，這雖然避免了藩鎮尾大不掉的現象，但也有不利的一面，一旦有事，州縣的力量有限，守令權力微弱，無法調動兵馬進行有效的抵抗。如能建立地方鎮，轄幾個州，選用知兵而有名望的人任事，許以調度之權，地方的力量得到加強，對抗蒙戰爭是有利的。

　　第三，「就團結以抽兵」。他指出二十家抽兵一名，一個州以二十萬戶計算，就能有一萬精兵。一鎮有兩三個州，就有兵兩三萬。東南各路都建立地方鎮，就能增加十多萬兵。只要將帥能很好領導他們，「教習以致其精，鼓舞以出其銳」，就不怕沒有可以調動的兵員了。宋初太祖南征北伐，勢如破竹，當時軍隊還不滿二十萬呢！

　　第四，「破資格以用人」。他反對本朝用人專重資格，認為這種制度常使「有才者以無資而不得遷，不肖者常以不礙資格法而至於大用」。國家有事，那些頇無能的廢物身居要津，才能出眾的人則拱手熟視，禍患怎麼能消除呢？他主張「進英豪於資格之外」，只要是「豪武特達」之才，就可以破格選為將帥。

　　文天祥知道上這樣的奏章是「干犯天誅」的行為，隨時都可能遭到不測。即使皇帝寬免了他，得罪了內臣（宦官），也將招來橫禍。但他感到現在是「社稷震動，君父驚虞」的「危急存亡之秋」，與其噤口結舌，坐待國家之難而後死，不如冒死進言，萬一感悟天聽，建策被接納，國家轉危為安，個人也有生路，這不是更好嗎？因此他不顧一己的安危，向皇帝直言極諫。

　　隨後，他又上書給宰相吳潛，也提了一些建議。

　　奏章送上以後，理宗置之不理。大概是他既沒有進行改革的決心和魄力，又因為前線告急時懲辦直臣，難免遭到朝野的非議，只好採取這個做法。

　　這年十二月，突然傳來鄂州解圍的消息，臨安的緊張空氣頓時消失，朝野上下一片歡騰。理宗更是像天下太平了一樣的高興，下詔改明年為景定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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