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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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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五章 問難蒼天 蒞臨羅淵 放逐以來,屈原的性格是極其隨和的,有事無事總是找農民漁夫閒談聊天,絕大部分時間生活在民眾中間,仿佛自己是魚,百姓是水,離開百姓須臾便難以生存。他的性格開朗、活潑、樂觀,但卻絕不輕浮,雖內心充滿了無限的憂鬱和憤懣,但總將苦澀埋藏於心底,只要與民眾在一起,便以和顏悅色待人,談笑風生相處。他多才多藝,能歌善舞,尤長管弦絲竹,因而常常給貧困愁苦的鄉鄰帶來幾分歡娛和喜悅。博古通今,深明事理,能言善辯,是屈原的重要特點之一,因而鄉鄰們最愛聚攏在他的身邊,詢長問短,以長見識。他總是有問必答,滔滔不絕,從不使大家失望。 然而,自從寫完了《哀郢》和《懷沙》之後,屈原的性格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仿佛是變成了另一個人似的,他沉默寡言,終日不說一句話,連女兒小媭有事找他商議,他都賴得答腔。他整日呆坐,望著屋頂出神,傻愣愣的,似已靈魂出竊。他經常不飲不食,飯端上來了,女兒盛一碗遞到他的手裡,勸他進餐用膳,他捧碗在手,機械麻木似的吃著,常常忘記了咀嚼,不知道鉗菜,或者哆哆嗦嗦地伸筷鉗菜,筷子掉到了盤碗裡。他整夜整夜地坐在如豆的油燈下冥思苦想,面無表情,兩眼失神,困倦已極,便曲肱而枕,合衣而寢。他變得孤僻起來,喜歡獨處,很少與外人接觸和來往,連翁老漢來找,他都極力回避。除了茅屋中呆坐,庭院中踱步,便是獨自一人出門。出門後,他漫無目的地四處徜徉,人們熱情地跟他打著招呼,他只是毫無表情地點點頭,極少答言,更無攀談。 有時他循汨羅江岸前進,走得很遠很遠;有時他在玉笥山的密林中轉悠,攀上玉笥山頂眺望;有時他到渡船亭側去看人來人往,仿佛欲在這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尋找著什麼,探討著什麼;有時他到那個夜誦《離騷》的高阜去佇立呆望,似乎是在等候遠去歸來的親人;有時他會借一隻小船,獨自一人地到江上去,不揚帆,不劃槳,任其自由飄蕩。他的行為失去了理智的控制與支配,天黑了,起風了,下雨了,他不知還家,每每需要人們去四處尋找。 屈原這突如其來的變化,在鄉鄰們心靈的水面上投下了一塊重石,激起了朵朵浪花,有人在罵國君昏聵不明,不辨忠奸;有的在罵奸佞小人弄權誤國,殘害忠良;有的在罵天不公,地不平,致使陰陽易位,是非顛倒,黑白混淆,壞人跋扈,好人遭殃;更多的則是在為三閭大夫的健康擔憂。大家心裡清楚,殘酷的政治鬥爭和不合理的社會現實,對屈原的摧殘打擊實在是太沉重了,這是無論誰都難以承受的,但是,造成三閭大夫如此精神恍惚的主要和根本的原因,不是他個人的遭遇如何不幸,而是國家的即將危亡和人民就要面臨水深火熱的深重災難——屈原關心百姓,百姓也最理解屈原。自然,最憂心如焚的還是小媭姑娘。 休看屈原身為尊長,但卻很聽女兒小媭的話。出於愛和希望,為了照顧小媭的情緒,他每每極力克制著自己,委屈求全,況且小媭的一言一行,對父親的每一個約束和要求,無不是崇敬愛戴與關切的體現。然而這一次不行了,小媭磨破了嘴皮,軟磨破泡,使出渾身的解數,終不見有多少效驗,弄得她明裡暗裡不知為父親流了多少淚。她知道,這一打擊非同尋常,真害怕父親會一蹶不振,每況愈下,由抑鬱而癡呆,而瘋癲,而……她不敢再想下去,因為父親醒裡夢裡總念念不忘那個彭鹹…… 應該承認,由於國破家亡的沉重打擊,屈原的心思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悲痛,更加激憤,更加沉重,然而他不僅十分理智,而且異常清醒。上述種種現象,絕非其性格的突然變化,而是在專心致志地沉下心去思考問題,思考天地,思考歷史,思考現實,思考人生,思考自己所走過的坎坷歷程。經過這段讓人憂慮的認真思考,他頗有些大澈大悟,對以往的執著追求開始懷疑,對以往堅定不移的信念開始動搖,對以往所受的矇騙和癡迷開始省悟,他在重新認識茫茫寰宇中的一切,包括自己本身在內。 放逐江南之前,特別是流浪漢北以前,屈原對「天」堅信不移,認為它公正無私,專門扶持道德高尚的人,正如他在《離騷》中所讚頌的那樣:「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上天對一切都公正無私,見有德的人就給予扶持,只有古代聖哲德行高尚,才能夠享有天下的土地)。」 然而,看看楚國活生生的現實,看看自己的悲慘遭遇,看看當今天下大勢,屈原不能不對上述觀點發生懷疑,不能不對「天」有所義憤和問難。自己潔身自好,握瑾懷瑜,為了祖國的強盛,人民的安寧幸福,對內力主變法改革,對外首倡聯齊抗秦,為達此目的,夜以繼日地操勞,東西南北地奔波,上顧不得贍養尊長,下顧不得關照妻小,做了一個不孝不義之人,結果又是如何呢?是被罷官撤職,是流浪漢北,是放逐江南,吃盡了顛沛流離之苦,受盡了風霜雨雪之罪,荒僻、鷙禽、猛獸、饑餓、困苦、死亡常與自己相伴,而以靳尚為代表的奸佞群小,貪贓枉法,魚肉百姓,將祖國的大好河山拱手送給暴秦,以換取金銀珠寶和巨額賄賂,中飽私囊,結果卻甚得昏君的賞識與器重,把持國權和朝政,葬送了祖國的前程和命運,將人民推向了災難的深淵。 如此皇天,這難道是公正無私的嗎?前邊交代過,屈原初來南陽裡遊鳳凰山上的一座「王廟」,問卜于太卜鄭詹尹,受前庭兩廂壁畫及其題銘的刺激和啟發,就已經在仰天發問了,並著手構思《天問》這首詩。倘說那時屈原對天地、對歷史、對現實、對人生的懷疑還是隱隱約約的,那麼秦將白起攻陷郢都後,國破家亡、生靈塗炭血淋淋的現實,使得他幻想破滅,希望成灰,能夠沉下心來,冷靜而客觀地思考天地人間的諸多問題,大膽地懷疑,勇敢地否定,毫不留情地批判,於是一首光輝的詩篇《天問》便應運而生了。 天問,就是屈原對於客觀世界一切不可解、不合理的現象的問難,正如郭沫若所說:「是屈原把自己對於自然和歷史的批判,採用問難的方式提出。」① ①引自郭沫若 《屈原賦今譯》。 在中國古代,認為天意是通過人意來體現,並且對人間萬事負責。人間不平是天道不公的證明,不問天,問哪個!到了屈原生活的戰國中後期,「天」這個詞已經很抽象、很概括而又很籠統,很模糊,它綜合了天體、天象、天文諸蘊含在內的自然界以及自然影響下的人事。它不僅是自然,而且是「超自然」(儘管「天」已決不僅僅是人格化的「上帝」或「天老爺」);不僅僅是實體、存在,而且也包括天道、天意、天命,所以《天問》也廣涉人事。 先秦時代宇宙觀最重要的內涵是以「人」為本位的「天人以和」思想。這就是在不同程度上承認「天」和「天命」的存在,然而「天命」卻一定要通過「人」或「人事」來實現。屈原在《離騷》中說:「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左傳》僖公五年:「皇天無親,唯德是輔。」這意思完全一致。它並沒有徹底拋棄天命論,然而卻是一種人為本位的、與「人和主義」相結合的「有限天命論」。既然天命通過人事來體現,那麼遇到困難災厄應該責之於「人事」,而不是單純的聽天由命。「天行有常……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修道而不忒,則天不能禍(天的運行有一定的規律……用禮義適應自然規律就吉,不用禮義適應自然規律就凶。能加強生產事業而又節約用度,那麼天就不能使你貧困;養生既然周備,勞動又適合時宜,那麼天就不能使你困厄;依著規律去做而沒有差錯,那麼天就不能使你遇到什麼災禍)。」① ①引自荀子《天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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