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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


  在第七次和第八次代表大會之間的日子裡,我採取了一系列戰術性行動,比如,把幾位引起社會中各種不同政治力量不滿和反感的人開除出政府,他們是波爾托拉寧和布爾布利斯。

  ……我曾經常和彼爾托拉甯討論建立聯邦信息分析中心的思想。波爾托拉寧熱情堅持這一思想並準備親自去實現之。

  但輿論界認為,這是解除他的報刊信息部長的職務。我很快簽署了建立這個中心的命令。很遺憾,根據米哈伊爾·尼基福羅維奇的建議建立起來的這個機構,沒有維持多久。

  布爾布利斯的情況也是不言而喻的。在我們的私人關係和工作中形成了一個真空。我建議他在國務活動的仕途上做一次間歇,思考一下,熟悉一下環境。

  葉戈爾,雅科夫列夫的情況要複雜一些。他後來解釋說自己辭職是為獨立、自主,為他不屬￿那「一批人」而報仇。

  雅科夫列夫的仕途升遷,首先應歸功於改革。戈爾巴喬夫時代推舉丁他和那個時期的其他許多人,比如,《星火》前任編輯維塔利·科羅基奇、歷史學家尤裡·阿法納西耶夫、法學家阿納托利·索布恰克、經濟學家加夫裡爾·波波夫,都享有很高的社會聲望。葉戈爾·雅科夫列夫曾是《莫斯科新聞》週刊的主編,叛亂之後,戈爾巴喬夫同我商量委派他去主持「奧斯坦基諾」電視臺的工作。戈爾巴喬夫在1991年12月下臺,雅科夫列夫繼續留任中央電視臺台長職務。這個安排使我非常滿意。我願意同這位有獨立主見的、性格堅強的、有才幹的人工作,更何況他是在這種崗位上。

  我用簽署了關於撤銷雅科夫列夫職務的命令的第一個方案,在措辭上頗費腦筋:就像在以往那些善良的時代一樣,因工作上的混亂和在政治上對某個問題的闡述錯誤。我最氣憤的是,因為一次廣播,奧塞梯的領導人加拉佐夫就敵對地沖俄羅斯總統而來。這件事發生在聯邦蘇維埃會議上,其他共和國的領導人也齊聲支持他。為同高加索自治州建立友好的事務聯繫,我們付出了多少精力啊!……後來只好改變措辭,當然結果不是很漂亮,但我突然明白,我不再改變撤職命令,決定在我的腦海裡不知不覺地形成了,儘管表面上與雅科夫列夫沒有發生過任何爭執。

  看來,這裡指的主要是因1992年6月12日夏天強攻「奧斯坦基諾」而引起的、我所經歷的那次精神震動。我懂得了既然圍繞著電視臺演了這麼大一齣戲,那麼「奧斯坦基諾」幾乎是一個「核電鈕」。在這個「電鈕」旁應安排一位另一種個性的人,而不是一位神經質的思想家。

  當然,因為這一行動,我遭到了許多指責,儘管說實話,在雅科夫列夫辭職後,電視臺的第一套節目幾乎沒有什麼變化,還是那些電視連續劇,還是那個政治,還是那些廣告。

  唯一讓我罵自己的是,沒有找到時間更主要是精力去見見時戈爾·雅科夫列夫,同他進行正常的關心體貼的談話。我對他個人還是很有好感的。

  * * *

  第八次代表大會基本上把哈斯布拉托夫和佐爾金塞給了我。我沒有把這次大會列入計劃,也就是說「沒有安排」。有一種磨洋工的感覺。

  然而,第二個回合就是第二個回合,必須為自己的整頓、為自己的部長們、為補充的權力、為全民公決……而鬥爭。應當作出決定。

  我又開始同代表們、各黨團和政治運動的代表們會見。同「公民聯盟」的會見是冷淡的。給人一種感覺,他們現在已經準備以實力的地位談話,只是時間因索讓他們有所收斂,時間有點尚早。還有一種對立的感覺,我就像小學生似地站在他們面前,數說著自己所犯的某些過錯。

  同民主黨聯盟的對話完全是另外一個樣子。甚至最尖銳的批評,在這裡聽起來都是那樣的輕鬆、心平氣和。對我來說,聲調最重要。讓人們批評好了,但這是值得的。他們把你看作人,而不是你的職權。

  民主派的建議最嚴酷:不等代表大會的召開就解散全俄羅斯的蘇維埃,實行總統制,當然,問題不能這麼提出。國家目前還有足夠的力量去要制止反憲法活動、戰鬥員的囂張和紅色恐怖。問題在於另一點,代表大會把我們帶進了死胡同。怎樣才能根據憲法擺脫這種困境?

  再就是會見全體代表,這裡不存在惡毒的語調、無禮和過激行為。來者進行了相當心平氣和的交談。

  為什麼代表們要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最後確定自己的選擇,決定同哈斯布拉托夫走到底呢?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是因為我的不成功發言嗎?是因為他們覺得報刊上展開的反代表大會運動是有人授意的,從而引起逆反心理作用?還是因為哈斯布拉托夫善於用陰謀詭計把某些力量聚集起來?是啊,這裡有第一種原因,也有第二種、第三種原因。

  也許還有第四種原因。我們還是返回來談談第七次即前一次代表大會吧。

  * * *

  眾所周知,小男孩是怎麼打架的:虎視眈眈地盯著對方的眼睛,雙手往兜裡一叉,鎮靜地把肩膀一極,顯示著自己有多麼大的潛力。但是,當我們逐漸長大時,卻往往忘掉了院子裡小孩們的道德標準中的另一個重要細節,這個細節在成人生活中是最有現實意義的。

  在政治生活中採取實力手段是經常的事,也是一件危險的事。這些手段往往起不了多大作用,而且很容易削弱自己的力量。尤其是一摔門走掉的那種作法,如代表大會上有人每過一分鐘就想一摔門走掉了事,天哪,實在讓人無法忍受。

  我講過蓋達爾在第六次代表大會上的表現。這是絕對準確而意外的一步:代表大會在一分鐘內就失去了政府的整個地盤,而且是全體人員。代表們自己把自己推下水。

  ……在第七次人民代表大會上,我被迫離開大廳,簡直是強迫我這樣做的。但這已經完全是另二個轉折。

  就決議的第2條和第7條即關於全民公決和授予總統補充全權的表決,代表大會絕大多數投票「反對」。這裡出現了幾乎一致的團結。

  我所做的一切努力和一切嘗試,都化成了灰燼。和平談判已不可能。

  在這種情況下,離開是很難的。結果是,你實際上被趕了出去。

  當時本應當一直坐到最後,然後平靜地起來離開,就像沒有發生什麼特別的事情一樣,繼續表決,表決。行動則是以後的事。當時,那些洋洋得意的微笑、堅信自己不受制裁的代表們偷偷地看著你或者眼盯盯地看著你時,很難作出準確的、相應的反應。簡直想像不出,這是多麼難堪的局面。

  ……但是,在這種情況下,起初我還很輕鬆,整個神經系統調動起來了,甚至連呼吸也不知怎麼變得輕鬆了。

  看來,我生性不大善於耐心地等待和對付狡猾、隱蔽的鬥爭。只要情況一真相大白,我就變成了另外一個人。這大概是好事也是壞事。

  然而,就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的那一刻,我作出一個不正確的決定。

  在突然地不顧情面地去迎接對峙的時候,我不應該退出大廳,當時沒想過這一步會引來怎樣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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