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筆記(43)_葉利欽

四三

　　夜間絮語

　　我非常喜歡涼水，甚至可以說非常喜歡冰涼的水，經常在海濱浴場連個人影都沒有的深秋，到海裡去游泳。我喜歡清澈潔淨的林中小溯和泉水匯成的小河。我很耐冷，即使在很冷的水裡，雙腳也不會抽筋，要是水熱的話。反倒喘不過氣來。

　　洗完熱水澡後跳冰窟窿，特別有益於身體健康。洗熱水澡也是我的一大嗜好，只不過不是芬蘭浴，而是俄羅斯浴。從童年時代，父親就使我養成了這種鍛煉習慣，每當精疲力乏的時候，就進入潮濕的浴室，張開所有的汗毛孔，靜靜地等待那種冰涼的滿足。

　　總的看來，我屬那種人們相當熟悉的俄羅斯人：平常特別重視自己能戰勝某種東西的體力和能力，愛做深呼吸（一定是新鮮空氣），給自己壓擔子直到精疲力竭為止。

　　這些都跟我的童年密切相關（一個男孩兒在那時候學的東西是非常牢靠、非常持久的），而童年又跟農村、體力負擔和勞動聯在一起。在那裡，誰不長力氣，誰就得完蛋。萬幸的是，我一生下來，就很結實，很有力氣。做個身強力壯的人，乃是勝利者的必要願望。應該說，這種身體素質使我終生受益匪淺。我這一生當中碰上過不少各種各樣的令人不愉決的意外事件……

　　是啊，關於事故的確是個特殊的話題，例如，我就有過這麼一回事。一次，醫生給我動手術切除一截腸子。早晨，我剛剛從麻醉狀態蘇醒過來，就想去廁所。只要我按一下電鈕，就能把護士小姐叫來。但卻不好意思，有點羞於啟齒。醫生曾說過，我至少要一動不動地躺一個星期。我起床剛走幾步，一下予就摔倒在地上。床旁邊有兩個電鈕，一個在上，一個在下。我艱難地朝那個較低的電鈕爬去。雙眼已模糊不清，意識也正離我面去，但我提醒自己，電鈕就在前邊，一定得按晌它，一定……一定……最後終於按下了電鈕。我拼盡了最後一絲力氣，幾乎差點斷氣兒，但還是做到了。

　　後來，我躺在地上，手腳都不能動彈了。那次手術後，過了相當長一段時間才漸漸康復。起初連路都不能走，一動就氣喘吁吁。到後來就沒什麼啦，又重新開始了體育鍛煉。

　　體育鍛煉不止一次地救過我的命，更不用說在我年輕時它就給我裝滿了一生所需的「彈藥」。

　　當然，有時我也拿身體冒險，因為我對自己的身體器官非常信任，偶爾也就不特別吝惜。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工作時，我患了耳炎。是中耳炎。任何一個小夥子都知道，在炎疲未消失之前，就必須老老實實地坐在暖乎乎的屋裡。而我卻決定去北烏拉爾斯克出差，那裡可是冰天雪地，狂風怒號。出差就是出差，不光是坐汽車，還得四處看看，跟人交談，有時候會不知不覺地捲入一件事而忘掉一切。……我還進過露天採掘場，那裡的風很大，結果我累垮了，得了感冒。我一回來，就直接上了手術臺。就是這次疏忽，影響了後來的身體健康，損害了耳道的前庭器官，而這不是一個月就能痊癒的。

　　我最後一次打排球是1986年在皮聰達，是一場拉了網子的正式比賽。打完球後，我的腰椎突然痛起來，而且疼得很厲害。那裡離莫斯科很遠，當地的醫生又柬手無策。當時，人們不知從哪兒找來了一位女按摩師。她是一位民醫，從外表上看起來像個文弱女性，但雙手卻很有勁。女按摩師熟知人的每塊骨頭，在她給我按摩時，我感到一陣陣酸疼，有時競忍不住喊出聲來，可她卻真的治好了我的病。

　　然而，我終於在西班牙做了一次手術。

　　有一次，我應邀去西班牙的一個小城市出席政治研討會，從那裡到巴塞羅那，必須乘坐一種6座小飛機。

　　在起飛前，我拍拍飛行員的肩膀，開玩笑說：「喂，怎麼樣，今天我們會不會咕咚一聲摔下來？」飛行員笑了起來，他們每天都飛這條航線，從來沒聽過這種話。我跟蘇哈諾夫坐在機尾最後一排座位上。那次，我們還沒飛完路程的一半，飛機上好像突然發生了什麼事……便掉頭往回飛去。飛機一會兒左傾，一會兒右斜，飛行員試著用手動操縱杆控制飛機，卻徒勞無益，自費氣力，飛機仍劇烈搖擺著。有的人嚇得面色蒼白，有的人覺得非常難受。而我，在這種時刻不管心裡多麼奇怪，照舊談笑風生。我對蘇哈諾夫說：「瞧！現在誰也沒有特權，大家條件平等，都沒有降落傘！我們將同樣地綽下去，不分當官的當兵的……」機身下方是一片山嶺，飛行員怎麼也找不到可降落的一小塊平地。飛機在空中畫著大國，一圈、又一困，就像一架滑翔機……飛機越轉越低，越轉越低，氣流使它顛簸得更厲害。飛行員朝四面八方打量了一番，問道：「我們怎麼辦？」我們發現了一條小河，就喊起來：「快！朝河面降落！在飛機入水之前我們可以跳出去！」對我們來說，這已是萬幸的事了。

　　我們終於飛臨機場，飛行員開始駕機降落。但是，婉轉點兒說，我們又遇上了一個新的麻煩：起落架降不下來，著陸時根本不起作用。於是，飛機在接地的一刹那，發出轟隆一聲巨響，一下子栽倒在跑道上。

　　這下真夠人受的。我的脊棱不知被什麼撞了一下，疼得厲害。簡直是難以忍受！後來才知道，是一個圓盤砸在我的第三和第四腰椎之間。我們改乘另一架飛機飛往巴塞羅那。這回又倒了大黴：飛機鑽進了雷雨層。到巴塞羅那後，我的傷勢進一步惡化，覺得整個下半身都麻木了。也不能動彈。人們把我拾進一家醫院。真是碰巧了，我從天上直接掉到了世界最出色的神經外科專家手中！這家醫院的醫生約瑟夫·劉韋特教授，是個極好的人，也是個才華橫溢的外科專家。而且醫院很有特色，是個合作式醫院。周圍的居民資助這家醫院，而資助者來這兒看病可以按一定的折扣收費。醫院秩序井然，整潔衛生，所有人員都受過嚴格訓練，每位護士小姐都有一台計算機。

　　夜間，所有的人都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所有的化驗室也都工作。他們繪我透視拍片，驗血……在30—40分鐘內，便完成了全部檢查。外科專家對我說：「只有一個辦法，就是立即手術，否則就會癱瘓。您飛不到莫斯科，雙腿肯定得完全癱瘓，以後再也不能康復。」院方給我5分鐘的考慮時間，我同意了他們的意見，只問了醫生一句話：「我得在這兒躺多長時間？」他很有把握地回答：「手術需3個小時，因為這是難度較大的複雜手術，要在顯微鏡下做。過一晝夜之後，等全身麻醉的勁兒過去，您就能從病床上站起來。」我說：「明白了，請做吧！」我雖然不完全明白，在動過這樣的手術後到底得躺多久，但是我卻知道我能堅持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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