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可夫元帥(75)_學達書庫

七五

　　然而，朱可夫擔任國防部長以後公開發表的有關修正蘇聯的軍事理論的著述，正是對於美國1953年和1954年開始出現的軍事方面的「新面貌」早就應該作出的反應。

　　1954年1月，艾森豪威爾總統在他的預算諮文中要求「建立、保持和充分利用現代化空軍力量」。在預計撥給陸海空三軍的二百九十三億美元的總額中，美國空軍將得到一百一十二億美元，約占預算的百分之三十八。戰後多年來，國會撥款沒有在三軍中按大致相同的數目平分，這還是第一次。戰略空軍司令部變成了美國軍事力量和國家政策的一個主要工具。

　　與此同時，蘇聯人決定發展他們自己的遠程打擊力量。1954年就有證據表明，蘇聯正從事兩種有四個噴氣引擎的遠程轟炸機和一種雙噴氣引擎的中程轟炸機的批量生產。同時，蘇聯人正在研製一批空中加油機，擴大北極各地區供遠程轟炸機用的機場和疏散設施，從而使蘇聯飛機能沿最短的航線飛到北美。

　　雖然朱可夫承認空中力量和核武器的重要性，但他繼續強調大規模的、大面積的陸地作戰，甚至在核戰爭中也是這樣。他聲言：「空中力量和核武器本身不能決定武裝衝突的結局。儘管原子武器和核武器具有巨大的破壞力。但在使用這些武器的同時，大批的軍隊和龐大數量的常規兵器不可避免地將被卷人軍事行動。」

　　加特霍夫說，朱可夫在這裡指的不是僅僅有大量士兵——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紅軍往往就是僅僅有大量士兵。相反的，他指的是龐大的、現代化的、用核武器裝備起來的地面部隊和起支援作用的空軍和海軍，而這些都是蘇聯人今天所擁有的。

　　當有人問朱可夫，在未來的戰爭中是否一定得使用核武器時，朱可夫回答道：「無論是誰，包括我在內，現在都無法對此作出完滿的回答，因為一切戰爭，無論是大規模的，還是小規模的，都是在各不相同的政治的、地理的和經濟的條件下發生、進行和結束的。」

　　1955年1月，即在朱可夫擔任國防部長之前一個月，他在「武裝部隊領導于部」的一次秘密會議上發表了講話。他對這些領導幹部說，「必須在深入研究現代化軍事技術和先進的軍事理論的基礎上，進一步系統地完善自已的知識。」

　　三個月以後，蘇聯《軍事思想》雜誌的一篇社論提到了這次會議，並且承認「蘇聯軍事科學在解決當前許多重要軍事理論問題方面太慢了。」因此，「在制訂軍事科學研究工作計劃時，必須使那些對於實際作戰具有特別重大意義的尖銳的、迫切的問題得到系統的研究」，並且「只能發表那些新鮮的、有創見的文章，這些文章應能提出有科學根據的新問題，或者包含有價值的總結和結論。」這家雜誌承認，「它害怕講新鮮見解」，雖然，正如加特霍夫指出的，承認存在問題，並不等於問題就解決了。

　　此外，主編們承認他們「無根據地」扣壓坦克兵元帥Ⅱ·A·羅特米斯特羅夫寫的題為《論突然性在現代戰爭中的作用》的文章，不予發表，「從而表明他們缺乏必要的膽量來提出對於正確瞭解現代戰爭特點有著重要作用的新的、切合時宜的問題」。

　　看來朱可夫的講話還要求對軍事問題作出更客觀公正的評價。斯大林在世時，蘇聯軍事史反映的是怎樣應用完美無缺的斯大林主義軍事科學，而且不承認有過什麼失誤。朱可夫當權以後，蘇聯軍事史終於承認它是有錯誤的，承認紅軍遭受過失敗。

　　在朱可夫擔任國防部長期間，蘇聯的軍事著述工作蓬勃開展。蘇聯軍事理論家們——其中許多人在國防機構中擔任高級職務——開始詳細闡述現代戰爭的理論和技術。這個過程雖說是緩慢的，但卻是可以看得出來的。朱可夫本人也參加了這些討論。他說：

　　戰爭的勝負取決於一系列因素，特別是武裝部隊的技術水平和武器狀況、部隊的戰鬥力和熟練程度、最高統帥部、司令員和指揮官們的軍事藝術，而最主要的是人民和軍隊是否認識到政府領導他們進行這場戰爭的正義目標……上述的各種因素，對於戰爭的特點和實施戰爭的手段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就這樣，朱可夫倡導了對軍事藝術和軍事科學的開誠佈公的討論。他堅持主張，蘇聯軍事史一定要真實、客觀，並且強調，在實際應用戰略理論時，必須有較大的靈活性、個人的主動性和想像力。

　　與此同時，他開始成為蘇聯舞臺上的一個重要的政治人物。這位職業軍人就要步人充滿危險的政壇，因為在這裡，敵人往往是不能清楚地辨別出來的。

　　◎第十四章　軍人政治家

　　朱可夫就軍事政策和戰時歷史發表的許多演說、他在重要的招待會和其他場合的露面，他在政治局的地位以及《真理報》和《紅星報》對他的宣傳，明確無誤地表明，他是蘇聯高級政治領導人之一。一個職業軍人升到這樣高的地步，這是過去從來沒有過的。伯特倫·D·沃爾夫認為，「這是由於當時在斯大林的繼承人當中，沒有深軍眾望的人物；由於武裝部隊在這個『和平共處』時代的重要性；由於赫魯曉夫及其一夥在處決波斯克列貝舍夫和貝利亞時對軍隊的依賴。」①

　　①伯特倫·D·沃爾夫著《赫魯曉夫與斯大林的幽靈》，第39頁—第40頁。——原書注

　　1955年4月底，艾森豪威爾總統透露，當月他同朱可夫元帥自1946年以來首次建立了個人間的通信聯繫。他不肯透露他們之間通信的內容，也不肯說誰先寫的信。然而，他在記者招待會上說，他抱著「一線希望」，希望這或許會「使世界局勢有所改善」。

　　總統解釋說，他當年在柏林同朱可夫一起工作時，他認為這位元帥「當時是熱心致力於促進美蘇之間良好關係的」。

　　美國報刊上對於是否可能利用朱可夫與艾森豪威爾之間的友好聯繫，來緩和美俄之間的緊張關係的問題，出現了不少猜測。報刊援引總統的話說，他和朱可夫在柏林樹立了一個榜樣，表明兩國能夠融洽相處，如果雙方認識到不這樣做是愚蠢的。

　　也是在4月份，朱可夫在給海外記者俱樂部的一封信中，間接地呼籲艾森豪威爾同蘇聯和平共處。很明顯，在涉及對美國的關係時，這位元帥已代替莫洛托夫充當蘇聯外交的發言人。

　　條件準備好了。問題在世界各地提出來了。兩位領導人之間的友誼能夠為兩大強國之間關係的真正緩和提供一個基礎嗎？在蘇聯也有人提出了類似的問題。斯大林以後的領導人在國際關係方面是相當一貫地為實現緩和而努力的。蘇聯最高領導層很可能把朱可夫看作是同西方實現和解的一個工具。自從1941年以來，朱可夫在美國一直是一個很受歡迎的人物。一些報刊雜誌的封面上刊登他的照片，報紙雜誌發表討好性的介紹文章。

　　在赫魯曉夫一布爾加寧時代的最初幾個月裡，有若於跡象表明他們為緩和緊張關係作出了努力。一方面駐俄國的外國記者發現，對他們的新聞報道的檢查放寬了，同時，蘇聯政府開始同西方國家進行大規模的人員交流。當兩架蘇聯戰鬥機在自今海峽上空擊落一架美國巡邏機，造成七名乘員受傷時，蘇聯人給予了部分賠償。

　　溫斯頓·丘吉爾注意到蘇聯國內這些新的事態發展，力促召開一次大國會議討論相互間的問題。在東西方之間經過一番通信磋商之後，定於1955年7月在瑞士日內瓦舉行一次首腦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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