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40)_學達書庫

四〇

　　§第四節　《九三年》（下）

　　《九三年》中最震撼人心的情節有兩個：一是在母親佛萊莎撕心裂肺的絕叫聲中，殺人惡魔朗德納克返身沖入火海救出3個小孩，自己因此被捕；一是郭文放走朗德納克而代其受死，西穆爾登在親自宣判並監斬了自己的學生後而飲彈自盡。可以說，作者意欲在《九三年》中注入的全部意義因為這兩個情節而獲得昇華，這部小說所以成為不朽，在很大意義上也應歸功於此。如果說詩有詩眼，畫有畫韻的話，《九三年》這部描寫偉大的法蘭西革命的史詩的詩眼就在這兩個情節之中，這幅巨大的歷史畫面含蘊的意韻亦在其中。

　　農婦米舍爾·佛萊莎是戰爭苦難的象徵；也是偉大母愛的象徵。這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母親，但卻因戰爭和封建專制統治而飽受折磨和苦難。戰爭幾乎使她失去了一切：房屋家產、丈夫、還有失蹤的孩子。偉大的母愛使她不辭辛勞，四處尋找自己的孩子；她那偉大的母愛最終也使奇跡出現，給她帶來災難的元兇最後救出了她的孩子，她們母子終於獲得團圓。因此，可以說是母愛使佛萊莎能在殘酷的戰爭中得以保全了自己的孩子，是母愛在無情的較量中喚醒了敵猷泯滅的人性。

　　朗德納克是暴虐與兇殘的代表，是戰爭與苦難的淵藪。他出現在哪裡，那裡就有罪行發生。他在本小說中的第一次出場，就是命令處決那位失職的水手。

　　在他到了布列塔尼以後，那裡迅即變成血與火的戰場。

　　他殺人成性，連婦女小孩也不放過。但他本人又極其狡猾，善於玩弄欺騙伎倆，因而能夠驅使愚昧的農民為他效命疆場。城堡前與革命軍的較量證明他是死不改悔的，他是正義的不共戴天的敵人。他懂得利用宗教信仰，也確實不乏人格感召力，這是一個具有理性色彩的充滿獸性的對手。但是，烈火之中傳來的母性的呼喊聲和熟睡的孩童的可憐狀貌，卻使他在這一特殊的情形下人格行為發生了突變，成了冒死救人的英雄。

　　在人性與獸性、戰爭與母愛的較量中，人性戰勝了獸性，母愛戰勝了戰爭。通過這一情節和上述兩個人物的行為及命運，作者雨果表達了譴責戰爭和謳歌母愛的人道主義主題。

　　郭文是作者創造的一個崇高的人道主義者。他有「高尚的思想和動機」，他年輕有為，機智果敢，忠於革命，為正義而戰。在大革命爆發後，他放棄了自己的財產地位，投入共和國的陣營。所以如此，這是因為他相信真理、正義在共和國一邊。但他同時還抱有人道主義的理想。他認為「恕」字是「人類語言中最美好的一個字」；「如果一個人不能夠寬恕，那麼勝利也就不值得爭取了。」因此，在封建專制和推翻封建專制的鬥爭中以及反革命與革命的較量中，他站在了推翻封建專制和革命的一邊；但在他所信奉的人道主義理想和他正在從事的革命事業之間發生衝突的時候，他卻站在了人道的一邊。他堅信「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還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道。」所以，他放跑了革命的敵人朗德納克；而他也心甘情願地接受了革命的懲罰，坦然走上斷頭臺。

　　西穆爾登是法國大革命中激進派的代表。他無私正直，「滿身都是道德和真誠」。他出身貧苦，當過鄉村教士，因此能夠理解人民，表達人民的意願和感情。

　　他忠於原則，堅持法紀，但同時也體現了最高的人性規範。他堅定地指出：「革命有一個敵人，這個敵人就是舊社會，革命對這個敵人是毫不仁慈的。」在戰場上，他無所畏懼，當一個匪兵舉刀砍向郭文時，他沖上去打倒匪兵，自己卻因此受了重傷；在軍事法庭上，他公私分明，堅決維護革命法治的尊嚴，將違紀的學生送上了斷頭臺。他的死，既出人意料，又感人至深。從他同郭文的關係看，這一種結局是合情合理的，同時更突出了他忠義兩全的崇高品質，也強化了小說的悲劇色彩。

　　這是作者的神來之筆：倫理道德與革命暴力、善與惡之間有一種既對應又矛盾的關係，使用暴力往往是觸犯道德的，但道德的秩序常常只有通過暴力的形式才能實現；縱惡並不能為善，並且違反了善的本意，因為與一人為善往往使更多的人受惡，結果反變成行善即行惡。但是，在個人處理這種複雜關係時，往往因行善而在另一層次行了惡，在維護革命原則的同時卻違背了倫理原則，這種情節本身即蘊含著悲劇性因素。為了彌合這種矛盾，便只能以人物自身的悲劇結局予以解決。而這樣一來，恰恰突出了人物的高尚人格——這正是《九三年》的感人之處：在革命與反革命的試金石上，人人褒貶清晰；而在人性和獸性的分水嶺前，也是個個涇渭分明。因此，《九三年》既是一部革命史詩，又是一部閃爍著人格魅力的道德童話。

　　《九三年》與雨果的其他小說不同的地方，亦即這部小說的突出之處，是作家引入了人倫衝突。作家將人倫關係與階級關係結合在一起，人倫衝突在階級衝突的基礎上和大背景中展開。小說的上述三個主要人物或為親屬關係，或為師生關係；但隨著情節的發展又分別構成敵我關係或原則衝突。小說的這種處理使情節的發展更為複雜而激動人心，深化了作品的主題，也增加了作品本身的魅力。

　　《九三年》是雨果創作的最後一部長篇小說，同時也是他一生創作中最優秀的作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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