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娜·波伏瓦(19)

一九

　　1945年是西蒙娜頗為忙碌，收穫甚豐的一年。

　　她于同年二月應邀去西班牙與葡萄牙作關於佔領時期的報告。她在這兩國的逗留期間，親眼目睹了戰爭的摧殘給兩國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回到巴黎後，她撰寫了系列報道。在文章中，她譴責了戰爭，也批評了政府在戰爭中的行為。儘管這些文章的內容遭到了西班牙、葡萄牙兩國政府的干預，但波伏瓦還是將它們發表在米歇爾·柯裡萊主編的《意願》雜誌上。這又一次充分體現了波伏瓦的一貫作風和對社會事務敢於介入的態度。

　　1945年9月，波伏瓦又出版了她的第二部小說《他人的血》。這部小說比《女客》更受歡迎。該作品主要描寫了二戰期間，巴黎被德軍佔領時期，法國地下抵抗運動的業績。小說通過五個青年男女在被佔領期，德國法西斯力量囂張時期，每個人各自的人生選擇，探討了自由和責任的問題。小說中，這五個青年都是通過自我選擇，決定自己的生活道路和生活意義。男主人公讓在戰前曾參加了共產黨，積極組織了工會運動。但後來因為自己的朋友雅克在罷工中的犧牲，使他因不希望見到他人的血而退出共產黨，不再過問政治。但在巴黎被佔領時期，法西斯甚是囂張，讓又作出了自己的選擇。他留在了巴黎，建立了地下抵抗組織，領導巴黎抵抗運動的戰士，開展反法西斯鬥爭，為保衛巴黎，他作出了行動和選擇。

　　小說的女主人公海蘭娜在戰前是一個只有無政府主義思想的自由主義者。她只關注個人，從不認為自己與社會有關係。戰前，她在愛情上作出了自我選擇。她拋棄了自己的男友保爾，而選擇了保爾的朋友讓。讓不愛她，但她認為，自己選擇讓是她個人的自由，她可以作這種選擇，而並不需在乎讓的看法。在二戰期間，讓被征入伍上了前線。海蘭娜通過關係把讓調至了巴黎，她不願讓男友犧牲在戰場上。結果讓與她發生了衝突，最後兩人決裂。在淪陷區，海蘭娜試圖通過求助於佔領軍，離開巴黎到柏林去。後出於民族的自尊心，她放棄了這種打算，轉而參加了地下抵抗運動組織。她的女友——猶太姑娘要遭到法西斯的逮捕。為了保護女友免遭迫害，她開始了營救工作。後來海蘭娜在執行任務時犧牲。在這部小說中，西蒙娜提出了存在主義的文學主張，提出了自我選擇的意義。她在小說中主張自由選擇要與社會責任、人類命運結合起來。

　　1945年，小說《他人的血》和劇本《白吃飯的嘴巴》的出版與上演，在法國社會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它推動了這一時期法國的存在主義運動。西蒙娜·波伏瓦也和薩特一樣，成為了法國存在主義運動的重要代表。誠然，在這場存在主義運動中，由於薩特的聲名顯赫和宏大影響，使評論界對波伏瓦的作用，有些估計不足，並常把她視為薩特的追隨者。事實上，雖然，在法國存在主義運動的發展時期，西蒙娜常常追隨在薩特和加繆的左右，但她確也以她自己的方式積極地參予和推動了這場運動。1945年12月，她曾作了兩場關於存在主義小說和哲學的演講報告，因為當時法國的報界以及社會輿論對存在主義哲學的毀譽、對薩特和波伏瓦的人身攻擊越來越厲害。

　　當時對存在主義的攻擊來自四面八方，人們紛紛指責存在主義哲學是悲觀主義、虛無主義的哲學，是不道德的哲學，是毫無價值的、下流的、卑鄙的哲學。有人甚至攻擊波伏瓦與薩特的愛情生活，他們把西蒙娜說成是一個具有放蕩習性的女怪人、女瘋子。針對社會輿論對存在主義哲學和小說的曲解，波伏瓦舉行了這兩次報告會。她要為存在主義哲學辯護。她認為存在主義哲學教給了人們「全面深刻地面對責任感」的意識，每個人都應該在行使自由的同時，承擔這個責任。她駁斥了有關存在主義是沒有道德的哲學的錯誤觀點。

　　繼波伏瓦之後，為了回擊社會輿論，薩特也作了《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的演講。薩特為存在主義哲學辯護道：「我們所理解的存在主義是一種怎樣使人生活過得去的學說。」他認為，存在主義告訴人們的是：「除了他自己外，別無立法者。」「一個人不是別的，只是自我設計，只存在於自我實現的過程中，除了全部行動，除了生命，就一無所有。」「存在主義是樂觀的，它是一個行動的學說。」

　　實際上，波伏瓦和薩特在20世紀40年代所倡導的存在主義哲學，主要是要使戰後的法國人能心平氣和地接受現實、面對現實。他們所倡導的自我選擇和行動是為了給人們提供克服精神危機、振作精神的思想武器。他們在哲學中揭示現實世界的荒誕性和人存在本身的荒誕性，其目的不是宣傳虛無、消極厭世思想，而是揭示現實本相，引導人們去思考如何去正視和對抗這種人類狀況的荒誕性。因為人置身於什麼時代、什麼社會、什麼境況，對於這一切，人類雖無法選擇，但人在任何時代、社會中都可以作出自我選擇，這則是真理。因此波伏瓦和薩特提出了存在主義哲學的基本命題：存在先於本質，人通過選擇可以賦予存在的意義、價值。當然，無庸置疑，存在主義哲學確有否定當時社會現實的傾向，但它卻是對二戰後人類生存境況的批判性認識。

　　40年代中葉是法國存在主義文學運動形成、發展和繁榮的重要時期。薩特和阿爾貝·加繆無疑是這一運動的發起者和領導者。而西蒙娜·波伏瓦也自始至終地參予了這一運動。由於她與薩特的特殊關係，她無疑在存在主義文學建立的過程中也傾注了其心血和努力。在這一時期，她在其創作的一系列作品中，都力圖表現某些存在主義哲理。1946年，她在繼《女客》、《他人的血》之後，又創作了第三部小說《人總是要死的》。這部小說在波伏瓦所有的小說作品中，是一部存在主義思想傾向最明顯的作品。該作品完成於1943年至1946年，歷時3年。此期間，波伏瓦經歷了戰爭、淪陷和戰後清肅法奸等歷史事件。

　　她在作品中嘗試用一種歷史發展的眼光來看待人類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這部小說的主人公福斯卡被譽為浮士德式的人物。波伏瓦通過這個人物的經歷，探討了人類的生存境況問題。在小說中，福斯卡是個長生不老的傳奇式人物，在故事的自始至終都貫穿著他的蹤跡。他跨越了6個世紀，周遊世界各國，他是歷史的見證人，代表著一種永恆的存在。他曾親眼目睹了幾百年來歐洲歷史的風雲變幻，經歷了無數次戰爭、無數次個人愛情生活的不幸。他是永存的，而他周圍存在卻都只有一瞬。他自己有無限的權力，他本人也多次使用這些權力，然而他最終卻無法改變歷史的進程，無法改善人的生活狀態。

　　他無法用自己的權力去恢復公正，使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人復活。他悲哀地發現，歷史雖然在前進，然而現實卻沒有什麼改變。他的永恆存在並沒有什麼意義。福斯卡最終豁然意識到生存本質的虛無，而人的瞬間存在，在他看來也未必一定意味著不幸，只要他曾經有過行動和選擇。在這部小說中，波伏瓦用存在主義觀點分析了歷史和現實，論述了人類生存的本質和意義。然而在小說中，她在對人類歷史的遠景進行解釋中，卻不免落入了歷史悲觀主義循環論的窠臼中。

　　1943年至1948年，西蒙娜·波伏瓦在薩特的影響下，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學創作中。她共寫了三部小說、一個劇本和三部論著。她通過這些作品，闡述了其存在主義觀點，並引起了社會的關注。

　　與薩特一樣，她成為了一位「介入」作家。她放棄了以往的無政府主義和個人主義思想，強調作家的社會責任感，主張文學要干預政治和生活，反對為藝術而藝術的觀點。1947年，她在論著《模棱兩可的倫理學》中，進一步闡述了自己的觀點。她主張作家應該對他周圍社會的變化有所作為。她希望作家要為改變人的社會狀況和人對自身的觀念而作出自己的努力。

　　這一思想的變化，使得波伏瓦在公眾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有了變化。她開始走進了公眾的生活之中。公眾開始接受了這位介入女作家，並把她視為繼薩特和加繆之後，法國存在主義文學運動的第三位重要人物。

　　西蒙娜·波伏瓦這個名字，不僅在法國已家喻戶曉，而且在歐洲其他國家及美國等世界其他地方，也廣為人們所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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