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哈努克家族(50)

五〇

　　他知道，他是一個流亡的親王，如果不同紅色高棉站在一起，那就別無出路，只能在歷史上靜悄悄地消失。他不願那樣做，不願像南越的保大那樣讓人嘲笑，也不願意在歷史上留下駡名。

　　去支持和讚美自己原先的敵人，心裡難免不快。好在他在北京住得久了，耳孺目染，對馬克思義、共產主義的詞句熟多了，加上中國人那誠實好客和注重友誼的人情味，使他感到共產黨並不可怕。

　　來自紅色高棉的一個又一個關於解放區的新氣象新形勢的報告以及戰鬥的捷報，使這位親王對他們的厭惡感越來越淡薄。他越來越為他們的智慧和愛國主義精神所感動。在西哈努克看來，階級、政治意識形態是第二位的，而國家、民族是第一位的，只要有愛國主義，一切其他的階級仇恨、個人恩怨都可忽略不計。這一點在以後越南入侵柬埔寨的時候，表現得更為突出，他沒有顧及紅色高棉對他子女的限制以及對他個人的軟禁，他仍深明大義，義無反顧地重新站到紅色高棉一邊，再次支持他們。

　　在解放區之行以後，親王對紅色高棉更加充滿了希望。在他看來，在柬埔寨，除了他們，再沒有別的人能夠拯救這個國家。他為解放區的社會經濟發展成就感動至深。他甚至完全把柬埔寨的未來希望寄託在他們身上。他說：「未來掌握在年輕的進步分子手裡，他們的動機和愛國主義的純潔無瑕是我向來都承認的。自從我們在抵抗鬥爭中團結合作以來，我的這種認識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明確。在北京我就和政府內部的左派成員有過長談，也曾同英薩利——前面提到過他是早在1963年就開始改造老根據地的頭一批紅色高棉成員之——有過長談，我們對於彼此的動機和目標都很瞭解。有了我們這些青年進步分子，柬埔寨的未來就掌握在可靠的人手裡。」

　　親王十分明智地估計了柬埔寨的未來。他確定無疑地認為，未來的柬埔寨將是一個共產黨的國家。他對此沒有絲毫的懊惱，他說：「就算變成共產黨國家也是公正的，因為紅色高棉遊擊隊在解放區進行的革命是成功的。我是在親眼目睹後才相信的。紅色高棉遊擊隊都是辦事認真的人。他們懂得如何建設國家。他們取得了我從未取得的成果，如消滅了貪污和賄賂。在我領導下的柬埔寨，存在著貪污和走私。在朗諾統治下的柬埔寨，連醫院中的藥品也被盜賣，而紅色高棉遊擊隊解放了柬埔寨，這些現象都已不存在，社會是乾淨的，人民遵紀守法地工作。啊！他們現在已不能與西哈努克執政時期相提並論。那時，人人都懶洋洋地呆在棕擱樹下或香蕉樹下，哼著西哈努克的小調。也許戰爭使他們變得堅強起來，也許行樂的年代已經過去。我不知道究竟是什麼原因，但我知道他們學會了辛勤勞動，這樣也就不會挨餓。解放區不缺肉類，不缺蔬菜，不缺水果，不缺大米，也不缺衣服。儘管有戰爭，但稻米生產增長了一倍多。我當國家元首時，每公頃土地上只生產稻米一噸半，而現在每公頃土地生產兩噸半到三噸，而且品種優良。儘管人們使用同一種貨幣——瑞爾，但物價低廉。解放區沒有因營養不良而死人。金邊則不然，因為它現在只能依靠美國人空運食品，或由阮文紹的軍艦運來食品。當人們看到解放區的成果時，應該承認取得這些成果的人有權管理國家。」

　　西哈努克已做好了準備，到戰爭結束那天，他將對柬埔寨共產黨人說：「你們是有才能的人，應該永遠掌權，沒有人能替代你們，西哈努克也代替不了，他再也不該取代你們掌權，因為他沒有能做你們所做的事。他願意這樣做，也夢想著這樣做，但他無能為力。再說，西哈努克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柬埔寨。即使到了你們趕走他的那天，他仍堅持著現在的看法。是的，他是個古怪的人，但他不是個無恥之徒，也不是個傻瓜。」

　　聽了上述這些話，不能說他不明智。他的態度的確誠實而公正，而且無怨無憾。「西哈努克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柬埔寨。」一句話道出了一個愛國者的偉大胸懷。

　　西哈努克承認共產黨人的能力，欽佩紅色高棉的理想。這方面他無話可說。但他自己畢竟是另一類人。他十分清楚，他同他們格格不入。儘管毛澤東勸他讀馬列的選集，儘管他也確實領會了一些毛澤東思想，但他從不願意成為共產黨人。他要堅持他的「粉紅色」。他說，我雖然在北京生活，「但我始終是同一個西哈努克」，「我並沒有成為共產黨人。我還是認為自己是粉紅色的，而不是紅色的。」

　　西哈努克也十分清楚，他同紅色高棉的矛盾將來總有一天會激化的。他認為他們所以歡迎他是為了利用他，他還有可以利用的價值。他知道，他們仍將是他的敵人。但是他嫺熟地掌握了中國人的策略：分清主要敵人和次要敵人，懂得和次要敵人站在一起去反對主要敵人。他說：「我已經說過他們治理國家的能力超過我，為此他們取代我是理所當然的。但是我沒有說過他們是我的朋友。咳！我還沒有天真幼稚到那種地步！紅色高棉遊擊隊一點也不愛我，這我知道。咳！我十分清楚，他們把我置於他們一邊是因為對他們來說這樣做是值得的，是因為我可以為他們效勞，是因為沒有我，他們就沒有農民。在柬埔寨，沒有農民的支持是幹不成革命的。我十分清楚，等到我對他們再也沒有什麼用處時，他們就會把我像吐櫻桃核那樣吐掉。」

　　西哈努克甚至毫不掩飾自己對紅色高棉的憎惡情緒。他對採訪他的意大利記者奧裡亞娜·法拉奇小姐說：「小姐……在這裡（北京）有個紅色高棉遊擊隊的代表同我在一起。他從早到晚跟著我。我知道這個人是被派來監視我的。我知道他對我恨之入骨。咳！我知道這個人是我最可怕的敵人，而且他使我產生反感！但這又有什麼關係呢？即使他們有朝一日要暗殺我，那又有什麼關係呢？現在他們不是正在為反對我們共同的敵人而戰鬥嗎？……小姐，我對共產黨不抱幻想，在一定程度上，我還可以說他們是我的敵人，就像那個寸步不離我左右的討厭的傢伙。但是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在道義上，我都沒有其他選擇的餘地。」他說，要分清重要敵人和次要敵人，「我選擇了次要敵人，同他們站在一起去戰勝主要的敵人。」

　　談到自己未來的命運，親王相當坦然。他聲稱，他已沒有任何野心。他說：「我早已決定好了，一旦入侵的敵人被趕走了，一旦賣國賊被徹底打垮了，我就退休。我絲毫沒有繼續掌權的願望……」但他難免也流露出了一絲對命運的抱怨。他說，他對政治厭倦了，「我發現自己所做的一切得到的是惡報，這意味著我在無謂的努力中虛度了青春。既然如此，為什麼我還要繼續這種無謂的努力呢？今後我能貢獻的最大力量是把我這個人、我的聲望和知識用於柬埔寨，我自己洗手不幹了……今後我可以少問政治，少去冒險。我將生活得很好。過於活躍是錯誤的，在生活中不應該做過多的事，否則就有碰得頭破血流的危險。」

　　不過，親王仍感到無愧。他說，「即使如此，我也能心安理得地光榮而死。我打發走了法國人，我保衛了國家的獨立，我為代表著未來的共產主義革命奠定了基礎。」他不無自豪地說：「在柬埔寨面臨2000多年歷史上最大的一場考驗中，給了我曾經領導我國人民走向勝利這一道義上的酬謝，這就是對我的最高獎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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