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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802年一個淒冷的傍晚,在直布羅陀海岸一間神秘的房間裡,一位吉卜賽預言家告訴站在她面前的那個根本不打算結婚的業已落魄的軍紀官,說他將有一個獨生女,而這個獨生女將成為英國偉大的女王。

  這個落魄的軍紀官便是肯特公爵愛德華,喬治三世的第四個兒子,當時英王的弟弟。面對這荒誕的預言,公爵發出了一絲受到嘲弄似的苦澀的微笑。

  命運本身就是一位嘲弄一切的高手。17年後因為種種原因,五十多歲的愛德華終於在天命之年結了婚,而且真的生了一個獨生女,這個獨生女叫亞曆山德裡娜·維多利亞。

  一切在命運的軌道上滑行。18年後,剛剛成年的維多利亞果真在一班大臣的簇擁下,邁著青春的步履,帶著少女的天真與嫻雅朝著那至高無上的大英帝國的御座走去。其時是1837年6月20日。

  維多利亞在她的金鑾寶殿上一坐就是64個春秋。

  64年對一個人來說是漫長的,而對於一個國家的歷史來說卻不過是時間長河裡的一朵跳躍的浪花,它短暫得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但維多利亞在位的這64年卻在英國人的記憶裡留下了漫長而深刻的印象。直到如今,英國人乃至全世界都還不斷地提起那個「維多利亞時代」。

  是的,對於英國來說,那是一個強盛與繁榮的時代。據統計,1850年時,不列顛生產世界上40%的機器,半數的棉紗和鐵,2/3的煤,1870年時,不列顛生產世界一半的銅,1880年已擁有世界商船的1/3,同年,它興建了占世界更大百分比的船隻和鐵路。當時一位美國官員曾說,「全世界都必須到英國購買製造鐵路的鐵。」不列顛在化學藥品、電力、工作機以及建造橋樑、高架道、隧道及龐大的會堂上也有顯著的成績。19世紀晚期,它的製造自行車、縫紉機、照相機的能力也登峰造極。1851年時,英國國民生產毛額是5.23萬鎊,1870年為9.16萬鎊。19世紀中期不列顛個人平均所得達到了32.6鎊,而同一時期法國為21.1鎊,德國僅為13.3鎊。國家的富庶帶來了國內政治上的相對平和與穩定,儘管同一時期,在歐洲其他國家資產階級民主自由力量與君主專制之間的鬥爭日演愈烈,但在英國,這一衝突被暫時掩蓋起來,他們之間的相處總的來說還是和諧的。而對外,他們大肆推行殖民政策,他的戰艦與商船開到哪裡,哪裡便成為他們的殖民地,他們的殖民地遍佈世界各地,他們製造了「輝煌」的「日不落帝國」。

  當然,這一切當中,維多利亞個人的力量是微乎其微的,特別是由於英國君主立憲制這樣一種特殊的政治體制,君王地位至尊卻幾近擺設——儘管維多利亞對這樣的窘況做過不懈的掙扎——大權實質上掌握在內閣手中,因此在對國家的直接影響上比起歷史上許多國家的女王來,維多利亞也許要遜色得多。但不管怎樣,她在大英帝國強盛時期做了整整64年的國王,這本身就是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64年的大大小小的國事,她都經歷過、參與過,她應該對此負責。

  對於上升時期的英國資產階級而言,維多利亞女王從整體上是識時務的,她基本上還是順應了時代的潮流。她的堅定、自信,她的平和、誠實,她的對於丈夫的溫順、忠貞,對於家庭的熱忱,對於國家的操勞與高度負責,幾乎成為那個時代英國資產階級的精神典範,這也就是為什麼在1887年、1897年兩次分別為女王即位50周年、60周年而舉行的慶典得到了空前的擁護與喝彩的重要原因,也是為什麼在1901年女王駕崩後整個英國陷入一種茫然無措局面的內在背景。

  但即使這樣也絲毫不能掩蓋女王與這個時代進步潮流的種種牴牾。我們時常可以看到,一有機會,她便會毫不猶豫地去維護、鞏固甚至企圖擴大自己的王權,加強王權的專制,在這時她便會把自由、民主、和諧拋在一邊,而暴露了她固執、任性、自私的一面。她與平民出身的比爾首相關於皇室內部組織改革的鬥爭,她與帕麥斯頓無視君上的鬥爭等等一系列事件把她自私專橫的一面暴露無遺。

  但是時代並沒有給維多利亞更多的這樣的機會,她不得不用一種平和、寬容的順應時代潮流的方式去保持她作為君王的可憐的虛榮與尊嚴,否則她將會輕而易舉地被趕下金鑾寶殿。

  作為中國人,我們當然不會忘記,正是在英國人所謂的繁榮、穩定的維多利亞時代,我們遭受了來自英帝國主義殖民者鐵蹄的最慘痛的蹂躪。維多利亞女王在推行殖民擴張政策上和她的內閣政府保持了空前的一致。1842年12月28日,她一臉微笑批准了由中英政府簽署的極不平等的《南京條約》,她為自己的國家又打開了一條新的殖民通道而躊躇滿志;1854年3月,她和她的夫君阿爾伯特批准了對俄宣戰的決定,挑起了爭奪殖民權的克裡米亞戰爭;1877年1月1日,維多利亞,一個遠隔重洋的英國女王,竟然得意洋洋地做起了印度皇帝!即便是在她身患重病、奄奄一息的彌留之際,她最不放心的卻是在南非進行殖民戰爭的侵略者們,她拖著病軀,用手勢及書寫的方式詢問關於戰爭的一切細節……她作為大英帝國的君王的威儀在這種貪得無厭的殖民行徑中獲得了最充分的表現。

  維多利亞是一個複雜體。她有時溫柔、天真、善良,有時卻又強硬、狡猾、冷酷;她有時對時代潮流採取順應、隨和之態,有時卻又頑固地與之對抗;她對內儘量地保持著慈善與大度,對外卻貪得無厭拼命地支持殖民擴張……

  不同的人總會從不同的角度去談論、去評價維多利亞這個人,維多利亞這個時代,儘管她和那個時代在歷史上已經消逝將近100年,但它對歷史的影響卻是潛在而巨大的。

  正如我在引言中所提到的那樣,維多利亞是一個極其複雜的人物。惟其複雜,給我在寫作中帶來了一定的難度。由於本人學識、水平有限,在對維多利亞這個複雜人物的把握方面肯定存在著不少偏頗之處,時間與空間的距離與隔膜更增加了我在努力去貼近維多利亞及其國度與時代時的力不從心之感。這一點,我相信每一位讀者朋友在閱讀時不難覺察,在此,我也敬請讀者朋友的批評與指正。

  在本書的編著過程中,我參閱了不少著作與文章,它們中給我幫助最大的是由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由李祥年先生翻譯的英國著名傳記作家李頓·斯特拉奇的《維多利亞女王》,與臺灣五南出版公司發行的、由賈士蘅女士翻譯的由Clayton Roberts與David Roberts先生作的《英國史》(A History of English),特別是前者,為我的寫作提供了不少素材,在此謹向他們的作者、譯者表示衷心的感謝。

  本書的寫作多次得到岳陽師專副校長余之定副教授的垂詢與鼓勵,岳陽師專圖書館副館長戴金波先生與武漢大學哲學系碩士研究生嚴志明先生為本書的寫作提供了許多重要資料,在此也向他們表示由衷的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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