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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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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1日夜半時分,克羅地亞地區的19名代表在鐵托的主持下,在薩莫博爾郊外的一個樹林裡召開代表會議,選出了由12名委員組成的克羅地亞中央委員會。所以稱「中央委員會」,是在執行1934年共產國際的決定。那時共產國際決定克羅地亞要成立獨立的黨組織。而這個委員會的領導工作,鐵托交給了弗拉吉米爾·巴卡裡奇。他的父親作為法官,曾經審訊過鐵托。其他地區的黨組織的情況與克羅地亞不同,鐵托根據不同的情況,採取不同的做法,逐步建立健全了黨的組織系統。 鐵托後來在巴黎得知,党的總書記高爾基奇已經被召到莫斯科,而且在那裡「失蹤」。 人們對總書記究竟犯了什麼罪,而受到如此嚴厲的處置,眾說紛紜,但不管怎麼說,南共黨又受到了挫折,對於這一點,大家的認識是一致的。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南共總書記出現了空缺。誰將擔任此職,坐上黨的第一把交椅? 南共是以派別紛爭聞名的。在共產國際,流傳著對南共的這樣一種評價:兩個南斯拉夫人——三個派別。 總書記的空缺,使南共的派別活動又變得激烈起來。本來,鐵托作為組織書記、党的第二把手,在總書記的職位出現空缺時,依次填補上這個空位是自然而然的事。但是,要做到這一點,鐵托還必須經過艱苦的爭鬥。對於黨內的這種形勢,鐵托心裡明明白白。 到達巴黎之後,鐵托立即召開了中央委員會會議。 在中央委員中,以及在中央委員會周圍,都有鐵托的反對派。 鐵托明白,南斯拉夫革命的前途不在巴黎,而在國內。但當時他還不可能把中央委員會遷入國內。在此情況下,等中央委員會這邊的情況稍一平穩,他便離開巴黎,回到了南斯拉夫。他必須建立自己的牢固的根基,要回來整頓黨的組織,開展工作,樹立自己的權威。 他感到慶倖的是,在國內開展工作,他已經物色到了一批人,他可以較從容地建立以自己為首的領導核心了。 1938年3月12日,薩格勒布警察當局收到一份密報,說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人約瑟夫·布羅茲·鐵托將回到薩格勒布。警方得到的報告說,鐵托用的是一份假護照,護照上的名字是工程師約瑟夫·托馬尼克。警方得到這一情報之後欣喜若狂。他們說這一次可要網一個大魚了。 在克羅地亞與意大利交界的邊境上,在斯普利特港和杜布羅夫尼克港,在認為一切鐵托可能出現的地段,南斯拉夫警方都加強了警戒。 可是,鐵托早於3月底以前抵達貝爾格萊德。 他用的並不是工程師約瑟夫·托馬尼克的護照。 他是以一名富有的旅遊者的身份入境的。警察沒有對他產生任何懷疑。不過,他到達貝爾格萊德住進一家旅館後,曾受到一名便衣警察的盯梢,原因可能是那個警察認為鐵托那頭紅色的頭髮不太地道。鐵托發覺自己被盯梢後,比較輕易地甩掉了那個蠢貨。 鐵托心裡還明白:雖然南斯拉夫革命的前途不在巴黎,也不在莫斯科,而在南斯拉夫國內,但是,這個革命無論如何也不能繞過莫斯科。黨處於關鍵時期,必須處理好與莫斯科的關係。他所設想的一切,必須得到莫斯科那邊的首肯。 6月,他果然收到了季米特洛夫要他去莫斯科的命令,接到去莫斯科的命令後,鐵托即刻動身赴巴黎,在那裡等待去莫斯科的入境簽證。 7月,他從巴黎給季米特洛夫發了封信。 在信中,鐵托向季米特洛夫報告了馬裡奇和庫索瓦茨的陰謀活動,並且報告說,他已經撤去了他們的黨內職務。鐵托說,但事情並沒有完結。馬裡奇一直在誇口,說他得到共產國際的信任。鐵托在信中說,他懷疑共產國際中確實有人在支持馬裡奇他們,因為據說共產國際的某些官員曾背著他與馬裡奇等開過會。 對此,鐵托十分生氣。 1938年8月,鐵托終於等著了入境簽證,登上了赴莫斯科的旅程。8月24日到達莫斯科。 這時,斯大林的鎮反正在加緊進行,共產國際也受到了洗劫。盧克斯旅館的房客中許多人被捕。 鐵托來莫斯科還接受了一項任務:幫助外文出版社完成《聯共(布)黨史》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文的翻譯工作。他的兩個對頭——喬皮奇和約瓦諾維奇已經先期到達。鐵托協助他們完成這項任務。他仍然是慎言慎行,但這次情況與上次已經不同。這次任務十分明確,就是來為黨,也為自己的地位、為自己的生命戰鬥。他絕不打算認輸。 鐵托等待著季米特洛夫的接見。但他來了兩個月的光景,卻仍未能見到季米特洛夫。10月17日,他再次寫信給季米特洛夫,要求季米特洛夫接見,並要求「就我們的問題」作出決定。他在信中強調,「這次會見不僅對我個人,而且對於我們黨的發展都將具有歷史性意義」。3天后,季米特洛夫接見了鐵托。 對季米特洛夫提出的問題,鐵托做了肯定的答覆,並且當面系統地向季米特洛夫彙報了他前一段在南斯拉夫為恢復黨的組織所作的努力,以及由此而取得的明顯成效。季米特洛夫告訴鐵托,他一直相信鐵托所陳述的這些事實。而正是這些事實,才避免了南斯拉夫共產黨被解散的命運。最後,鐵托又一次向季米特洛夫陳述党的領導設在國內的重要性。季米特洛夫同意鐵托的見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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