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51)_學達書庫

五一

　　事情是這樣的。教育工作者聯合會中央委員會委派一個代表團向托洛茨基和列寧提出一個要求：希望托洛茨基兼管一下教育人民委員部，就像托洛茨基兼管了一年交通人民委員部一樣。列寧徵求托洛茨基的意見。托洛茨基回答說，教育工作，同其他各項工作一樣，問題出在行政機關。列寧表示同意托洛茨基的看法，說道：

　　「是的，我們的官僚主義太嚴重了。我恢復工作以後，對這種情況感到非常震驚……正因為如此，我想，除了軍事部門外，別的部門你還是不要管的好。」

　　接著列寧興奮地談起了自己的計劃。當時，他能用於領導工作的精力十分有限，所以聘用了三個副手。

　　「您對他們十分瞭解。加米涅夫，當然是個有才智的政治家，但不是個幹行政事務老手。瞿魯巴有病。李科夫也許是個幹練的管理人材，但他必須回到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去。您必須擔任我的代理人。情況就是這樣，我們應當重新進行人事安排。」

　　托洛茨基又一次提出了那個「機關」的問題，它甚至使他在軍事部門的工作也難以開展。

　　「那好，您可以對行政機關來個大整頓。」列寧立即用托洛茨基以前說的一句話來回答他。托洛茨基說他指的不單是國家機關的官僚主義，還包括黨的機關。列寧聚精會神地聽著托洛茨基的談話，不時用一種深沉和發自肺腑的語調表示對托洛茨基的看法的肯定。他只有確信談話對方完全理解他的意思，因而摒棄了一切不必要的談話俗套，開誠佈公地談論最重要和最令人不安的話題時，才用這種語調。列寧考慮了一下，然後單刀直入地提了個問題：

　　「你的意思是不是不僅剷除國家機關官僚主義，而且還要拿中央組織局開刀？」

　　托洛茨基因為感到太意外，忍不住笑了。中央組織局是斯大林一夥的核心組織。

　　「也許，是這樣。」

　　「那，好吧。」列寧繼續說道，似乎對我們直接點了組織局的名很為滿意。「我給你提供一班人，讓你對官僚主義，其中也包括對組織局開火。」

　　「同正直的人組織一個正直的班子，是我的榮耀。」托洛茨基回答道。

　　2.列寧遺囑

　　他們相約過一段時間再碰一次頭。列寧建議托洛茨基認真考慮一下如何從組織方面解決這個問題。他準備建立一個直屬中央的委員會領導同官僚主義的鬥爭，他們倆都應是這個委員會的成員。從本質上說，這個委員會應當是粉碎官僚主義的脊柱——斯大林派系的基地，同時也是為了在黨內創造條件，以便讓托洛茨基能成為列寧的代理人，如他所期望的那樣，進而繼承人民委員會主席的職務。

　　只有從這一個角度，才能完全明瞭那份遺囑的意義。列寧在遺囑中共列出6個人，而且分別用各人的特點進行了分析。毫無疑問，遺囑的目的是為了使托洛茨基今後的領導工作變得容易些。當然，列寧想以最少的個人摩擦達到這個目的，所以他評價各人時用詞非常謹慎，因而連那些最為尖銳的指責也變得很婉轉。與此同時他又有保留地、然而十分堅決地指出，他認為誰有資格擔任第一把手。只有在評論斯大林時才出現另一種調子，在後來增補的遺囑附言裡，列寧的用詞簡直是極其尖銳的。

　　列寧在談到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時，似乎是漫不經心地寫道，他們1917年的投降不是「偶然的」，換句話說，這是他們的本性。很明顯，這些人是不能領導革命的。不過，過去的事可以不去提了。布哈林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是一個經院哲學家，但並不討人厭。皮達科夫是一個有才幹的行政人員，但是一個蹩腳的政治家。也許布哈林和皮達科夫這兩個人可以學得更好些。托洛茨基是能力最強的，缺點是——過於自信。斯大林則粗暴，不誠實，喜歡濫用黨組織所賦予他的職權。為了避免分裂，應當把他從崗位上撤下來。這個遺囑補充和解釋了列寧在同托洛茨基最後一次談話中提出的建議。

　　列寧真正瞭解斯大林是在十月革命以後。他尊重他的堅定和實踐中的才智，雖然這當中有四分之三是狡詐。而就在這同時，每走一步列寧都要碰到斯大林的無知、缺乏遠見以及極端的粗魯和放肆。斯大林被推舉為總書記是違反列寧的意願的。後來之所以默認，是因為他本人當時正領導著全黨。但是自從列寧第一次中風，健康受到損害以後，他就把整個領導問題放在重要位置了。與托洛茨基的談話就是因此而起的，遺囑也是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

　　遺囑的補充部分寫於1月14日。此後又過了兩個月，情況更加明確。現在，列寧不僅準備把斯大林從總書記崗位上撤換下來，甚至準備取消他的黨員資格。列寧一再強調要把外貿壟斷、民族、黨內體制、工農監督和檢查委員會等問題逐一放到十二大上進行審議，對官僚主義、官官相護、獨斷獨行和專橫跋扈給予猛烈打擊，實際上就是給斯大林迎頭痛擊。

　　列寧能否實行他所制定的改組党的領導的計劃呢？在當時，他無疑是能夠做到的。這方面的先例是很多的。有一件事很有說服力，托洛茨基至今記得很清楚。1922年11月，當時列寧還在鄉下療養，托洛茨基也不在莫斯科，中央委員會一致通過一項決議，這項決議使外貿壟斷政策受到不可挽回的打擊。列寧和托洛茨基不約而同發出警報，接著又互相通信，協調了行動。這樣，幾星期後，中央委員會像通過它時一樣，又一致同意取消原先決議。12月21日，列寧高興地寫信對托洛茨基說：

　　「托洛茨基同志，我們一槍未發，僅僅小小地動作了一下，就拿下陣地。我建議，我們不能停頓，要繼續進攻……」

　　如果在1923年初聯合採取行動對付中央委員會，也肯定是能取得勝利的。不僅如此，托洛茨基堅信，如果在十二大之前，以「列寧——托洛茨基集團」的名義反對斯大林的官僚主義，即使列寧不參加也肯定能取勝。至於勝利的牢靠程度，那當然是另一問題了。要徹底解決它，還要考慮一系列國內、工人階級內和黨內本身的各種條件，那已是一個專門的大課題了。1927年，克魯普斯尤婭有一次說過，如果列寧還活著的話，說不定早已成了斯大林的階下囚了。她說的是對的。因為，事情不在於斯大林，而在於斯大林所代表的連他自己也不甚理解的那股勢力。但是1922—1923年間，要是對當時迅速形成的國家社會主義官僚派、機關權勢分子、十月革命非法繼承者和布爾什維主義的不肖之徒發起公開的進攻，那麼，完全掌握領導權還是可能的。

　　然而，主要障礙是列寧的病情。人們都盼望他像第一次中風後那樣早日康復，像出席十一大那樣參加十二大。他自己也希望能這樣。醫生們也儘量讓人們放寬心，雖然信心越來越不足。反對機關權勢分子和官僚主義者的「列寧—

　　—托洛茨基集團」的概念，當時只有列寧和托洛茨基完全清楚，其他政治局成員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覺到一點。列寧關於民族問題的信，像他的遺囑一樣，還無人知曉。假如托洛茨基一個人單獨行動，會被認為，確切地說，是會被說成是他覬覦列寧在黨和國家中的地位。想到這一點，托洛茨基就不能不感到一陣顫慄。托洛茨基認為這樣做很可能引起混亂，即使勝利了，也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價。在所有這些計劃和考慮中，還有一個難以捉摸的決定因素，這就是列寧——他的身體狀況。他還能發表意見嗎？還來得及嗎？黨能理解這是列寧和托洛茨基在為革命前途而鬥爭，不是托洛茨基想爭奪病中列寧的位置？由於列寧在黨內獨一無二的地位，他的病情的捉摸不定，就變成了全黨局面的捉摸不定，而且這種捉摸不定的局面還在繼續。可是拖延正中不肖之徒們的下懷，因為斯大林作為總書記，自然而然地成了整個「真空」時期的黨組織的大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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