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127)

一二七

　　根據美國政府的「消息來源」，報紙對我進行了恰如其分的譴責，因為我號召俄羅斯人上街制止政變，並且號召我們的政治家們停止裁減西方軍備。但是我並不感到遺憾。民主必須靠鬥爭去爭取，必要時要為民主而犧牲。的確，有3位勇敢的年輕人為了民主而死去。今天，俄國人仍記得他們的獻身。

　　但是，我與西方外交政策部門的觀點最不同的是波斯尼亞問題。對我來說，似乎很可悲的是，像不厭其煩地願意注意事態發展的其他人一樣——我經常從英國專家和該地區的其他人那裡得到簡要的介紹——我看到了塞爾維亞正在為侵略波斯尼亞的戰爭作準備。西方對更早些時候侵略克羅地亞的戰爭的反應是軟弱和沒有原則的，因此使得這場戰爭幾乎不可避免。實際上，是在西方的默許下，南斯拉夫軍隊才能夠將其裝甲部隊從克羅地亞撤到了波斯尼亞。

　　1992年8月，我正在瑞士和我的顧問們寫我的回憶錄的第一卷，得知波斯尼亞副總統艾賈普·加尼克要見我。他悄捎溜出薩拉熱窩後，在國外拼命地為波斯尼亞尋求援助。

　　由於薩拉熱窩生活必需品奇缺，我為我們的會見準備了豐富的午茶。使我驚奇的是，當他向我透徹地介紹政治和軍事形勢時，他不肯吃任何東西。但是當我走進書房給外交部打電話為他安排一次會見時，我的同事再一次要他吃點東西。於是，他狼吞虎嚥地一口氣吃了幾塊三明治。後來他向他們解釋說，由於他在地堡裡呆了幾個月沒有什麼東西吃，因此他想，在我面前吃東西時樣子一定不文雅。

　　他告訴我的情況證實了我所聽到和讀到的一切。於是我當時作出決定，我在道義上有責任採取行動。我要盡可能地發揮我最大的主動性，但是我把工作重點放在了美國，因為在與外交部進行了多次無結果的談話後，我對英國傾聽我意見的可能性已不抱任何希望。在《紐約時報》和美國電視上我辯論說，如果袖手旁觀，我們就正在成為幫兇。我企圖以此喚醒西方的良知。但是我也談到了一些確切的例子。

　　有人爭辯說，西方已無能為力，除非我們準備冒險長期捲入越南或黎巴嫩式的衝突，那樣西方的傷亡可能很大。這種論點部分是危言聳聽，部分是為無所作為尋找藉口。像沙漠風暴那樣從陸上發動全面進攻與停止向波斯尼亞禁運武器、向波斯尼亞軍隊提供武器和直接打擊軍事目標和通訊系統，這二者之間有很大的不同。

　　即使西方繞道而行，不聞不問，我們也不能期望其他人也會這樣做。土耳其和穆斯林世界對此已日益擔憂。在波斯尼亞屠殺更多的穆斯林，這些事件不僅本身駭人聽聞，也使衝突有擴大的危險。

　　塞爾維亞沒有像過去蘇聯那樣的強大的外國支持者。到目前為止，西方不採取行動對它是個鼓勵。西方明確聲明不會使用武力也起了同樣的作用，而明確警告要採取軍事行動則會迫使塞爾維亞考慮停止其侵略。應當向塞爾維亞發出最後通牒，要它遵從西方的某些要求：

　　停止給予塞爾維亞用以對波斯尼亞進行戰爭的經濟支持，由設置在塞爾維亞—波斯尼亞邊境的國際觀察員對此進行監督。

　　貝爾格萊德承認波斯尼亞的獨立和領土完整，放棄對它的領土要求。

　　塞爾維亞和波斯尼亞保證人道主義小組的進入。

　　在更加廣泛的整個地區非軍事化協議的框架內，簽訂波斯尼亞非軍事化協議。

　　允諾進行合作，使難民回到波斯尼亞。

　　如果這些要求（它們應附有最後期限，不能得到滿足，應該進行軍事報復，包括從轟炸連接波斯尼亞與塞爾維亞的德裡納河上的橋樑、軍事護送部隊、薩拉熱窩和戈拉日代周圍的炮兵陣地、軍用倉庫和其他在戰爭中有用的設施。還應當說明，這不是一場針對塞爾維亞人民的戰爭，即使塞爾維亞境內在戰爭中起重要作用的設施可能遭到襲擊……

　　塞爾維亞不會聽從這些，除非迫使它這樣做。只有當他們的抵抗可能遭到失敗時，才會產生一個比較民主和愛好和平的領導層。袖手旁觀，直到衝突把一切耗盡，這不僅不光彩，而且要付出很大的代價：難民、恐怖主義，使其他國家捲入巴爾幹戰爭，以及其他一些更糟的事情。

　　在一段短時期內，這一論點看起來好像要占上風。我相信在白宮、國務院和五角大樓內對戰略的確重新作了一些估價。當時的軍事和制訂外交政策的機構已經完全醒悟過來，但只是提出了許多理由說明為什麼大規模的地面部隊的干預（我從未提過這一建議）太冒險，為什麼對波斯尼亞的武器禁運必須繼續下去（這的確使得受害者不能自衛），以及為什麼空中打擊不會起作用（如果就事論事，這可能是對的，但如果把空中打擊作為支持裝備精良的波斯尼亞軍隊的一種手段以改變軍事上的均勢，它們的說法就不真實了）。

　　自從1992年夏季以來，向我所主張的方向採取了一些行動，但太少也太遲了。在荒謬的限制下，只進行了很有限的空中打擊，而且都是在抗議聯合國和北約不願意採取進一步行動背景下進行的。由於美國的壓力，解除對波斯尼亞的武器禁運有了某種可能性——但是直到溫和的穆斯林領導人在得不到西方的幫助下被迫危險地緊密依靠像伊朗這樣的伊斯蘭國家之後，才出現了這種可能性。尤其是1992年8月時，俄羅斯還沒有捲入這場糾紛，而現在俄國政府在這一致命的賭博中已成為一個重要角色，正朝著我所擔心的方向增加了賭注。最後，在波斯尼亞的英國軍隊和聯合國維和部隊中的其他國家的軍隊都駐紮在易受攻擊的位置，如果西方最後真的認真起來，他們很可能成為塞族人的人質。在波斯尼亞的可恥失敗不僅有損於我們的信譽和道德境界，它還加深了自蘇伊士運河危機以來北約內部所出現的最嚴重的裂痕。

　　可是，重要的是要把波斯尼亞的大敗看做是一個徵兆，而不僅僅是一個事業。在「世界新秩序」這一概念時起時落的整個這段時期內，關於國際事務的許多討論幾乎是不現實的。外交政策的思考家們仍在進行這些爭論：（按照黑格爾的觀念）「歷史」是否已經「結束」；按照弗朗西斯·福山激勵人心的論文，我們是否已經到了「人類思想進化的終點，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遍化已成為政府的最後形式。」

　　與福山先生的理論形成對照的是後來由塞繆爾·亨廷頓所作的預言，即國際政治今後將為《文明的衝突》所主宰，由七八種主要文化的互相作用來塑造這個世界……（在這個世界裡）未來最主要的衝突將發生在把這些文化彼此隔開的文化錯誤路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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