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110)

一一〇

　　它還導致了政府和反對黨兩個角色的奇怪換位。競選一開始，工黨就沒有怎麼考慮自己的競選宣言，只是為拉選票作了一些承諾——如領養老金者免領電視許可證等，另外對自己的工作進行了有限的辯解。他們集中力量攻擊保守黨的政策——有的是真實的，有的是捏造的。吉姆·卡拉漢在很大程度上放棄了他那慈祥大叔的和藹形象，領導了一場極為有效但卻完全消極的競選運動。

　　他們的運動是從3個層面上展開的，第一，每天向新聞媒體提供駭人聽聞的故事——從加倍徵收增值稅到大量削減國家保健服務。他們說，如果保守黨當選，就會發生這些情況。第二，對我們的承諾特別是關於降低所得稅的保證的可信性散佈懷疑。第三，竭力把我描繪成一個危險的右翼理論家，不適宜承擔首相這樣高要求的複雜任務。工黨的戰略使我們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我們應該對他們的進攻進行還擊。還是應該堅持自己的使命，堅守自己的陣地？我們只是部分地擺脫了這種困境。

　　第二節組織競選運動

　　幾年來，我們一直在期待舉行大選，因此有充分時間進行準備。在黨的歷史上，我們第一次租用了一輛大轎車，把它佈置成活動辦公室，我們就在這間活動辦公室裡從一個競選地點跑到另一個競選地點。活動辦公室的總管是戴維·沃爾夫森。他是替代約翰·斯坦利擔當這個工作的（我們出師第一天，約翰在布裡斯托爾走下階梯時滑倒，造成椎間盤突出，立刻被送往醫院；在整個競選過程中，他就一直呆在醫院裡）。德裡克·豪在「戰鬥大轎車」裡擔任我的新聞秘書，戴維·博迪則是第二新聞秘書——他和新聞記者們一起坐第二輛大轎車。羅傑·博登負責提醒我們下一站到什麼地方，到了那裡該做什麼——這是一項相當繁重的工作。我的老朋友、保守黨副主席珍妮特·揚夫人和我們一起旅行，負責與保守黨主席辦公室保持聯繫。邁克爾·多布斯擔任流動圖書館館員，隨身攜帶大量事實與數據資料，以備我在小城鎮停留時回答問題之用（他後來寫了一本講述可怕的政治欺詐故事的書）。哈維·托馬斯打前站，為我安排講話，組織群眾集會。另外還有3位長時間不辭勞苦辛勤工作的秘書——特薩·賈丁、佩特森、卡羅琳·斯蒂芬斯和薩莉·詹姆斯，她們在鄉間道路上轉彎和顛簸的轎車上用打字機打出我的講話稿，這是一項幾乎難以完成的任務。

　　由於當時沒有文字信息處理機、傳真或複印設備，工作比後來兩次選舉複雜得多。我們倒是有一部無線電話機，但它實在不能令人滿意。司機有一次倒車時，不小心撞壞了天線，就再也無法使用。所以，每當我們來到一個地方的保守黨分部，就瘋狂地沖向電話機，趕緊向總部報告改動講話稿的情況，同時另一個人通過另一部電話記下當天在倫敦發生的事件。

　　為了讓我跑更多地方，旅途上有幾個晚上沒有回倫敦。但我發現這種做法效果並不理想，以後兩次競選就再沒有這樣做。離開了倫敦，很容易失去（或者至少感覺到失去）對競選運動情況的瞭解；同時也可能在關鍵問題上其他人用他們的判斷來代替你的判斷。在一場生死攸關的大選中，這兩種情況都是不能允許的。但是我經常晚上很晚才回到福拉德大街寓所，那時秘書們就會為我和我的發言稿寫作班子——約翰·霍斯金斯、彼得·厄特利、休·托馬斯、艾爾弗雷德·謝爾曼和有時也參加的羅尼·米勒——端上熱好的飯菜。在工作日主要吃速凍食品，週末則能品嘗一些外國風味，像橙汁鴨和葡萄魚。我們起草講話稿時，丹尼斯在樓上專心看電視，聽有關競選運動的報道。只要聽到他從樓上傳來一聲「胡扯！」或者更難聽的話，就知道一定是工党政客們又在散佈什麼惡毒中傷的話了。

　　要使競選運動各個方面的工作協調一致始終難以做到。安排得好好的計劃會被打亂，上午的記者招待會從來也不能集中講一個信息，党的領袖的講話講的是另一套，影子內閣大臣們講的是第三種意思，向候選人介紹的情況又不一樣。儘管我和彼得·桑尼克羅夫特在策略上存在嚴重分歧，但應該承認，彼得和他的工作班子是非常能幹的，他們各有所長，互相配合得很好。彼得本人在整個競選運動期間坐鎮倫敦，擔任總部策略委員會主席，這個委員會似乎一直在不停地開會。他總是精明能幹，具有很高的權威。阿利斯泰爾·麥卡爾平的非凡籌款能力使黨的活動得到保證，它從未因缺乏資金而無法採取主動。

　　企業的小額捐款大量增加，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情況。這說明企業界人士懂得保守黨將再次成為主張自由企業制的政黨。這也表明，我們並不是只依靠少數幾個大額捐助人。開朗、樂觀、活潑、敏捷的托尼·加納是全國競選組織工作的負責人。戈登·裡斯已回到總部主管對外宣傳，他要我們大家認真對待新聞媒體的嚴格要求——強調通俗小報和最佳電視鏡頭的重要性，強調發佈新聞的適時性，爭取及時趕上較早的晚間新聞。到目前為止，我從戈登那裡學到了許多經驗，在電視鏡頭前該做什麼或不該做什麼，以便很好地出現在屏幕上。至少不必再去擔心可能出現色彩不協調。保守黨的競選運動套用亨利·福特的一句名言：你可以穿任何顏色的衣服，只要是藍色就行。我在大多數場合穿藏青色衣服。

　　大選期間，保守黨總部收到和發出大量信息。對收到的信息要分析它的意義，對發出的信息要核實它的準確性，負責這些工作的都是一些在這場政治鬥爭中默默無聞的英雄；總部的數據分析和民意測驗專家基思·布裡托果敢地對我們碰到的大量互相矛盾的民意測驗數字進行分析。當時克裡斯·帕頓正在巴斯參加競選，亞當·裡德利便承擔起了讓研究部積極運轉起來的工作，中央研究部的邁克爾·波蒂略向我簡要介紹情況。為上午的記者招待會作準備。他擔當這項任務表現出不僅充分掌握事實、數據和觀點，而且能十分精明地建議如何利用這些材料。邁克爾是個很有發展前途的青年——這是競選運動留給我的一個深刻印象。

　　競選運動開始前，有兩個重要策略問題要先處理。一個問題是，我是否應該同意與吉姆·卡拉漢進行電視辯論。關於這個問題，我們早在1978年夏天就已開始同電視臺進行討論。當時英國廣播公司（代表一、二兩個台）同時找到我的辦公室和首相辦公室。前幾屆大選也曾考慮安排電視辯論，均未實現，因為幾個小黨派堅持也要參加，產生一些困難，工黨和我們黨都不同意。但這一次——1978年7月——電視公司準備不考慮小黨派的意見，只安排兩黨對壘。於是，我們對這個建議進行了認真考慮、雖然當時我們還不知道首相的態度。結果並沒有作出最後決定，因為本來預計那年秋季舉行的大選並未成為現實，但是彼得·桑尼克羅夫特和戈登·裡斯都強烈反對，我在他們的影響下也傾向於拒絕參加。

　　在這次競選運動正式開始前不久，獨立電視公司再次提出這個想法，建議在競選運動接近尾聲時，連續兩個星期日舉行兩次辯論，由布賴恩·沃爾登擔任主持人。這一次，我傾向於接受這個建議，不僅因為我天生善於辯論，而且我認為他們過高估計了吉姆·卡拉漢的能力，我要抓住這個機會，暴露他的弱點。他是靠儘量滿足工會提出的一切要求使自己功成名就的，所以，我感到他應該為出現1978——1979年冬天的慘狀負責。這是一種獨特的個人責任。克裡斯·帕頓也贊成我同首相進行較量。而且，當時的形勢中出現了一個新的因素：首相公開表示接受獨立電視公司的建議，我不願意在競選運動一開始就因拒絕電視辯論而處於守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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