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28)

二八

　　然而在這個問題上困難重重。儘管保守黨內的年輕成員和許多後座議員在此問題上蠢蠢欲動，但保守黨上層占主流的仍然是對工會妥協、姑息的精神。因此看來我想促使有關法律的改動是很不可能的。議會督導員明確表示我將得不到黨的支持。不過，那個案子本身並未了結，上直到1964年才最後裁定。在我考慮提出法案的時候上訴法院判決盧克斯敗訴，但最終上院反對工會的做法。因此人們激烈爭論，說法律不能因為某一個個案而作部分修改。我也贊同這一看法。

　　我最終決定的提案基本上也是關於在集體主義威脅下的個人自由問題。由於在1958年7月印刷業發生的一起勞資爭端，一些由工黨控制的大城市的市政會不向捲入此爭端的地方報紙的記者提供正常的報道便利。這一事件突出反映了法律上的一個漏洞，表現在許多市政會經常向公眾封鎖有關自己活動的消息。報界的法定權力是只能參加市政會的全會，而不能參加其委員會會議。但由於問題是由各委員會會議解決的，市政會因此將報界排斥在其討論過程之外。而且，除了這些「全體市政會議員參加的委員會」外，還有許多其他秘密的委員會，大量納稅人的錢有可能在沒有外界監督的情況下被用掉或濫用了。一般百姓也是無權參加任何市政會或其委員會會議的。

　　我對此問題產生興趣的原因，一是由於社會主義者們對工會權力的縱容使得這一問題已到了嚴重關頭，二是從離格蘭瑟姆不遠的諾了漢我已瞭解到發生了什麼情況，三是當時的形勢已影響了我對政府使用人民錢財時所應負責任的信賴。1959年的保守黨宣言中包含了一條承諾，即「保證報界在報導地方當局辦事過程時享有應有的便利」。所以，我想就此問題提出一項議案可能受政府的歡迎。然而議會督導員很快令我失望了。顯然在此問題上，他認為最多只能提出一項行為準則，而我覺得準則是十分軟弱無力的，因此決定繼續自己的計劃。

　　對於一項棘手的法案，反對意見不是來自「住房和地方政府部」的大臣們。而是來自部內的官員們，而他們反過來又明確無誤地反映了地方當局反對自己權力受到民主的制約，這一點很快就顯而易見了。主管的內閣大臣亨利·布魯克始終富於同情心。每一項「私人法案」都由一位政務次官負責監督，他或者推動，或者阻礙其進展。我的法案交給了基思·約瑟夫爵士，在審視法案中的那些令人疲倦的、錯綜複雜的技術細節的過程中，我開始瞭解基思。

　　在為自己的提案作修改、潤色和談判的經歷中我很快就學到了許多東西。由於這一問題多年來一直被提及，也因為資深議員對年輕議員的善待，我得以從後座議員同事中得到許多無價的幫助。前檢察長萊昂內爾·海爾德爵士以他豐富的司法經驗使我受益，從他那兒和其他人那兒我學到了起草法律的技巧，這一般也是議會起草人所具備的專門技能。

　　我也目睹了壓力集團的力量。地方當局的遊說集團不僅通過工黨、而且以一切方式施加其影響。我因此學會了以壓力集團制壓力集團，並充分利用「報紙編輯協會」和其他報業組織的幫助。

　　歸根到底，什麼也比不上自己的努力。我打算盡力爭取讓更多的議員在那個星期五到議會出席我的法案的二讀（當時許多議員已返回他們的選區），然而這樣做起來卻很困難。我一貫相信親筆信的作用，即使它是由一位你不太熟悉的人寫的，所以在二讀之前我給政府方面的後座議員寫了250封信，請他們出席並為我的法案投票。

　　還有些其他的麻煩事。我原設想幾個月後再作我的首次發言，因為我得到的忠告是先對議會有所瞭解。我牢記這一忠告，決定在夏未就拉德克裡夫勳爵的「關於金融體系運作的報告」發言，我對此報告描述金融政策的方法十分著迷。但我沒時間同時準備這一發言和就我的法案進行二讀的介紹發言，因此我決定集中精力準備後者。而這麼做我又面臨另外一個障礙。按慣例首次發言應是有節制的、針對無爭議問題的，並飾以對我前任和選民的讚美之辭。這一標準現在已不可能達到，因為就我的提案的二讀作首次發言不可避免地會有爭議。

　　不過，至少我的發言不會空洞無物。當我在1960年2月5日星期五開始發言時，我早已將論點、論據熟記在心，因此雖然有點緊張，我還是不看講稿講了近半個小時。3位政府方女議員——帕特·洪斯比·史密斯、梅芬·派克和依迪斯·皮特從前徘座表示了她們道義上的支持。考慮到這是星期五，議會可以稱是滿座。我很高興有近200名議員參加了投票，我們大獲全勝。我也對議員們個人對我表示的評價而深深感動，特別是議長拉布·巴特勒，他擅長作些含糊其辭的評論，但這一次他的祝賀對於一名新議員來說卻是直截了當、真誠和熱情的。

　　第二天的報紙清楚地表明，我的發言是成功的，至少目前我已是個知名人物了。《每日快報》驚呼「一顆新星在議會升起」。《星期日電訊報》高呼「……榮譽與瑪格麗特·撒切爾夫人昨日交了朋友」。《每日電訊報》平靜地稱之為：「一次大捷」，報上出現了關於我和我的家庭的特寫，電視臺採訪了我。攝像人員來到「朵馬斯」，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口答某記者提出的一個十分違反常理的問題時，我說，「我得等我的孩子們長大些才會考慮擔任內閣職務。」不過除了這一處失言外，其他一切都非常完美。

　　是否對我的讚揚過度了？我自己毫不懷疑確實是言過其實了，而且也對有可能引起同事們的嫉妒略感緊張。我的發言可稱為勝任的表現。但還遠不是可彪炳青史的事件。

　　但這是不是一種不祥之兆呢？大選前我曾讀了約翰·布禪的《窗簾的縫隙》一書。我原沒有大多地去思考這本書，直到看到報上那些誇大其辭的標題。約翰·布禪的故事講的是包括幾名政客在內的一群人在一個朋友家過降靈節。在那兒一位神秘的、病人膏育的、世界知名的物理學家讓他們看一眼一年後的《時代》雜誌中的一頁內容。每個人都看到了一些涉及自己未來的東西。其中一個保守黨新議員看到一則他本人的簡短訃告，訃告說，他曾因一次出色的首次發言而一夜之間成為全國知名人物。因他的發言不同凡響而受到各方讚譽和稱頌；可是後來由於缺乏對未來的認識而失去自信心，他一敗塗地，變得默默無聞，虛度時光。我不禁微徽戰慄，把手伸向我的幸運珍珠。

　　我的提案最終得到通過成為法律，提案中加入了一個重要內容，即：普通公眾與報界同等享有參加市政會會議的權利，但各委員會（除全體市政議員委員會之外）不受此規定約束。儘管我那歷時7天的明星生涯後來有所暗淡，我還是學到了許多，信心大增。

　　第三節右派中的偏左人士

　　後座議員的生活總是那麼激動人心而又緊張忙碌，有一次我竟暈倒在議員餐廳，令我的男同事們驚恐不已。我把儘量多的時間用在議會和各後座議員委員會中，也定期出席保守黨新議員會餐俱樂部的活動，像哈羅德·麥克米倫、拉布·巴特勒、伊恩、麥克勞德和伊諾克·鮑威爾這樣的保守黨內的傑出人物和彼得·厄特利這樣才華橫溢的年輕的保守黨記者都常到這個俱樂部演講。

　　這個時期，晉升和成功的自然途徑是臍身政治中心並成為保守黨內的左翼。最重要的是，正在崛起的保守黨政治家必須避免成為「反動分子」。沒有什麼別的可比擁有這一標誌更容易使人遭受社交和職業上的損害了。這個時期的保守主義缺乏生氣。儘管如今人們普遍認為60年代的道德敗壞及社會和經濟遭受破壞的形勢主要指1964年後的工黨政府執政時期，保守黨則應對60年代初期的放任自流和犬儒主義趨勢承擔主要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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