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23)

二三

　　一些人認為蘇伊士運河事件表明美國人極力反對英國的大國作用，美國已成為一個超級大國，我們不應該再信任他們，歐洲進一步的一體化是唯一的答案。但我一直堅持認為，還有另外一個結論，並且是完全相反的結論。這就是，英國的外交政策如果沒有取得美國的支持就無法持久。實際上，現在回過頭來看，蘇伊士運河事件還發揮了一個未曾料到的作用。它促使美國最終取代英國成為西方利益和自由的國際經濟制度的維護者，而這種力量的轉移是以和平的方式進行的，也是必要的。

　　我雖然十分關注蘇伊士事件，但並非對1956年11月蘇聯鎮壓匈牙利革命的惡毒野蠻行為無動於衷。當時的蘇聯領導人尼基塔·赫魯曉夫僅幾個月前曾攜其為人友善的妻子訪問了英國。當時，還有一件對我來說不可思議的事情。斯大林逝世後，蘇聯一直努力改善其形象，而它對匈牙利採取的殘酷的、野蠻的侮辱使其以前的努力化為烏有。數年後，我同鮑勃·康奎斯特談起我當時的反應。我後來任反對黨領袖時，鮑勃·康奎斯特給我提出了許多很好的建議。他在60年代後期寫的《大恐怖》首次全面揭露了斯大林殘殺大量無辜的情況。他說，我們在與蘇聯人打交道時犯的典型錯誤是我們認為他們會像西方人處在他們的形勢時那樣行事。影響他們的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殘酷得多的政治文化。正因為想到以上這些，1980年9月伊拉克進攻伊朗後，我要求情報部門回顧一下像匈牙利這樣的事件。我們未能預測事件會發生是因為我們未能把握侵略者的心理，也就未能得出他們將採取行動的結論。

　　當然，對於匈牙利悲劇的發生，我們幾乎無能為力——而且無論有沒有蘇伊士運河事件，北約都不會為了匈牙利去冒險打一場大戰。但許多匈牙利人卻不是這樣想，這就更加使他們對我們的背叛感到氣憤。我記得一家星期日報紙採訪了一名隱藏在地下室的匈牙利婦女。她說：「西方不會來幫助我們。自由是很自私的。」聽到這種指責，我感到心如刀絞。

　　英國在蘇伊士運河事件上大丟面子後，很明顯安東尼·艾登不能繼續擔任首相了。他在這場危機中患病，1957年1月辭職。我所處的圈子裡許多人都在猜測誰會繼任首相——因為那個時候保守黨領袖是「應運而生」，而不是通過選舉產生。我的律師事務所的同事們相信女王絕不會召見拉布·巴特勒，因為他大傾向左翼了。相比之下，財政大臣哈羅德·麥克米倫被認為是右翼候選人。這一切都說明我對這兩個人——特別對那個十分聰明、令人難以捉摸的，不久將成為首相的人——的過去和現在的信念瞭解得多麼少。

　　哈羅德·麥克米倫具有任何老練的政治家所具有的力量和弱點。他養成一種倦怠並且幾乎很陳舊的風格。這不足以——也不是為了一一掩蓋他背後的精明。他是一個戴多個面具的人。例如，你不可能看得出他雖然外表對什麼都不在乎，但實際上是一位十分虔誠的政治家。

　　哈羅德·麥克米倫最大的也是影響最深遠的成就是修補與美國的關係。這是英國恢復其信譽和地位的基本條件。不幸的是，他未能修補蘇伊士運河事件對英國政界的士氣造成的損害——一種十足的「蘇伊士綜合症」。他們從相信英國無所不能到幾乎神經質地認為英國將千事無成。這總是滑稽可笑的誇張。那時，我們仍是一個繼美國和蘇聯之後的中等強國，北約的重要國家，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偉大的英聯邦的中心。

　　麥克米倫對國內事務的影響是兩方面的。在他的領導下，1957年政府取消了對私房房租的控制，這就大大減少了自1915年以來以這種或那種形式存在的對房租控制的程度。這是一項必要的，但決不是受到歡迎的舉措。但總的來說，在麥克米倫領導下的保守黨逐步向國家干預的方向邁進，而這種趨勢在1959年以後變得更加明顯。

　　即使在那時一些事態的發展也使我感到不安。當彼得·桑尼克羅夫特、伊諾克、鮑威爾、尼吉爾·伯奇一一麥克米倫的整個財政班子——因為1958年1月公共開支增加了5000萬英鎊而辭職時，麥克米倫詼諧地稱之為「小小的局部困難」。我無權評論爭端本身的是非，但我覺得節約公款並非是辭職的不體面的原因。只要在偏離財政道德的道路上邁出了最初的幾步，那麼最終放棄財政道德就變得容易得多。而放棄財政道德又帶來自身的負面影響。這就是後來幾年的情況。

　　但麥克米倫確實是一位極其精明能幹的政治家。早在1957年夏天，他就已經意識到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一直在迅速提高，而這是政治成功的最好希望。他就是在那個時候斷言「我們大多數人的生活從來沒有這麼好過」。

　　工黨及批評者則攻擊這一點，說這表明麥克米倫滿足於現狀、追求物質享受。但實際上這是對的，在政治上是有說服力的。大家有一種感覺，形勢從來沒有這樣好過，而且這歸功於私有企業而不是計劃。這個國家最不願意做的是回到那種粗布襯衣式的緊縮簡樸的時代。因此，對「超級麥克」的攻擊反而於己不利。

　　雖然這樣，保守黨人在政治上恢復元氣並不是馬上就能實現的。在1957年10月黨的年會召開時——這是我未出席的少數幾次年會之一——民意測驗顯示對工黨支持率為52％，而保守黨僅為33％。更糟的是，自由黨在1958年3月的托靈頓補缺選舉中獲勝，對我們是嚴重的打擊。

　　直到那年夏未，保守黨才在民意測驗中趕上工黨。1959年大選時，兩個主要政黨都毫不掩飾地競相附和全國要求物質改善的願望。保守黨宣言直率地稱，「保守黨使你的生活更好，不要讓工黨破壞了。」宣言接著承諾在一代人的時間內使英國的生活水平翻一番，而工党領袖休·蓋茨克爾則在竟選運動開始幾天後宣佈，雖然工党計劃增加開支，但將不會提高所得稅——這個承諾即使在當時的樂觀的政治氣氛中也是根本難以令人置信的。

　　第四節芬奇利之路

　　在此之前，我自己已經重新加入到選舉的角逐之中。1956年2月，我給負責候選人事務的党的副主席唐納德·凱伯裡寫信說：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一種回到活躍政治的想法對我有強大的誘惑力。我剛開始從事律師職業時曾想全身心地投入法律工作，但是從事財稅及公司事務的一點經歷非但沒有使我的注意力離開政治，反倒使我對法律之信念愈強，對立法機構則更加密切關注。」

　　過了一個月，我去拜訪唐納德·凱伯裡。把我列入候選人名單不成問題——而且這次只考慮保守黨擁有的席位中有把握取勝的。更令我高興的是唐納德·凱伯裡是1位能夠經常提供良好建議、為人友善、值得信賴的朋友。這對希望成為候選人的我來說可不是件小事。

　　我與選拔委員會打交道時就沒有那麼幸運了，1954年，我爭取成為奧爾平頓的候選人。1957年和1958年曾爭取成為貝克納姆、赫默爾亨普斯特德、梅德斯通的候選人。結果都是一樣的。我被列入範圍縮小的候選人名單，再進行一次大家認為不錯的演講，然後開始回答問題。多數問題的意圖是相同的。問我家務纏身，能否有足夠的時間為選區工作，我是否意識到當一名國會議員花在外邊的時間會很多，花在家裡的時間會很少，我一、兩年後再爭取進入議會是否更好。有時候，問題會更直接了當：我是否真的認為我能夠在履行一個母親的職責照顧小孩的同時承擔一個議員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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