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20)

二〇

　　但那時我們生活中的高峰算是1953年6月伊麗莎白女玉登基了。家裡有電視的——我們沒有——舉行家庭聚會，邀請朋友們一起來觀看這一盛典。丹尼斯和我都是君主制的衷心支持者，我們認為應該奢侈一次買一張票以便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人口對面的議會廣場上有遮篷的看臺上目睹這一盛典。丹尼斯當時買票對不知道他的這一投資是十分明智的。那天瓢潑大雨下了一天。大多數觀眾都澆透了，更不用說那些坐在敞篷車裡參加盛大遊行的人們了。湯加王后的那套衣服以後再也沒法穿了，而我的衣服則第二天仍舊可以穿。

　　在倫敦，我的婚姻生活是幸福的。除了幹家務外，我還有足夠的時間學習法律。我一直對法律感興趣。我對政治的嚮往是父親培養的，我對法律的興趣也是父親培養的。父親雖然不是當地司法長官，但1945—1946年任格蘭瑟姆市市長期間可以理所當然地坐在法官席上。我在大學假期裡經常跟他去參加每季開審的地方法庭審判（就許多輕微犯罪進行審判）。有一位富有經驗的律師會坐在椅子上當法官。他就是王室律師諾曼·溫寧。有一次，我父親和我與他共進午餐。我在法庭上所見的一切已深深地吸引了我，而諾曼·溫寧關於法律理論與實踐的談話更使我著迷。談話問我突然脫口而出，「我希望能作一名律師，但我只懂化學，我又不能改變我正在牛津學習的專業。」諾曼·溫寧說，他在劍橋讀初級學位時是學物理的，後來拿第二學位時改學法律。我說，在大學再呆幾年我根本負擔不起。他回答說還有另外一種途徑完全可行，但要下苦功夫，可以在倫敦或倫敦附近找個工作，參加任何一個律師學院，晚上學習準備法律考試。這正是我在1950年所做的。現在，有了丹尼斯的幫助，我可以不必工作而集中精力學習法律。我需要閱讀的東西很多，還在法律教育委員會聽課。

　　由於既要操持家務又要攻讀法律，我曾經決定不得不在未來一段時間內暫時擱置我的政治追求。我剛26歲，可以這樣做。我將我的想法告訴了保守黨總部。但作為一名年輕的女候選人，我有時仍受到公眾的注意。例如，1952年2月，《星期日寫真報》刊登了我就婦女的地位寫的文章《伊麗莎白新時代的晨光》。我也經常應邀到全國各地的選區發表講話。總之，我雖然努力想下決心暫時擱置政治，但對政治難以割捨，我難以那樣去做。

　　我同丹尼斯商議該怎麼辦，他說我無論怎麼做他都將支持我。因此，6月份我去總部見貝麗爾·庫克並告訴她：「沒有用，我必須面對現實，我不想被排除在政治之外。」我知道她會怎麼說。她對我表示全力支持並介紹我去見負責候選人事務的党的副主席約翰·黑爾。他以極其親切的方式告訴我，當一個下院議員會給家庭生活帶來許多的壓力。我告訴他，我和丹尼斯已經討論過了，我們準備承受這樣的壓力。我說我希望下次能有機會在一個比較容易獲勝或有把握獲勝的選區竟選，我們一致認為，由於我要照顧家庭，又要學習法律，這個選區最好是在倫敦或在倫敦周圍30英里範圍內。我當即要求他考慮我作坎特伯雷選區的候選人，因該選區即將選拔候選人。雖然我沒有成為坎特伯雷的候選人，我離開中央總部時對此行的成果還是十分滿意的。

　　約翰·黑爾向我提出的問題——我將如何兼顧家庭生活與政治很炔變得更加現實了。1953年8月，我的雙胞胎兒女馬克和卡羅爾降臨人間。離「那個孩子」出生還有六個星期的一個星期四晚上，我開始疼痛。白天，我已看過醫生，他讓我下週一再去醫院做Ｘ光檢查。他說，有點事他需要再查一下。現在看來我不能再等星期一了，我馬上被送進醫院。醫生給了我鎮痛藥，幫助我晚上睡眠。星期五早晨做了調光檢查。令大家十分驚奇的是檢查發現我要做兩個孩子的母親了。不幸的是，還有別的事，我需要在第二天做剖腹產手術，兩個基本點小嬰兒，一個男孩，一個女孩，出生時並沒有馬上見到他們的父親。因為丹尼斯預計一切正常，他就去橢圓板球場看國際板球決賽了，無法跟他聯繫。那天，他得到兩條同樣驚奇的好消息。英格蘭板球隊戰勝了澳大利亞隊，他自豪地成為一對雙胞胎的父親。

　　我要在醫院住兩個多星期。實際上，那個時候，產婦一般要住三個星期的院才能出院。這就意味著在產後恢復期的最初幾天不舒服的日子過後，我發現我又有時間了。當然，我們過去一直以為撒切爾家庭將只再添一名成員，因此，第一件也是最急的任務是給有關商店打電話，訂購兩套嬰兒用具，而不是一套。很奇怪、將馬克和卡羅爾帶到這個世界上既使我感到巨大的輕鬆和幸福，也使我感到不安。母親對孩子的愛可能是我們擁有的最強烈、最本能的感情。

　　許多人把「只」做一個母親或「只」做一個家庭主婦看作是第二重要的事情，我從來不是這樣的人。無論我當首相前還是當首相時，每當我聽到這樣的暗示，都十分氣憤。當然，做一個母親及家庭主婦是某種高尚的天職，但是我卻感到它不是我唯一的天職。我知道我也想有自己的事業。我經常引用泰恩茅斯的議員艾琳·沃德說過的一句話，「家庭必須是一個人生活的中心，但是一個人的抱負不應局限在家的範圍內。」我確實需要有個事業，因為，很簡單，我就是那樣一種人。而且，並不是任何事業都行。我希望的是一種能使我保持思維敏捷，並能為我的政治前途做準備的事業，我相信我完全適於從政。

　　因此，我在醫院住了一周後就下定了決心。我讓人把12月份律師最後考試的申請表寄給我，填好後連同考試費一起寄出。我知道我對自己玩的這點心理遊戲將保證我帶著我的雙胞胎子女一回到天鵝公寓就投入法律學習，而且我需要好好組織我的生活，以便既能做一個母親，又做一個有專業的職業婦女。

　　實際上，這並不像聽起來那麼難。我們在天鵝公寓的房子挺大，足夠用，但也有不足之處。因為是六樓，我們就在所有窗子上裝上窗櫺。沒有花園，就把孩子帶到朗尼拉公園去玩，每天兩次。這反而對他（她）們有好處，因為他（她）們開始習慣于見到其他孩子並與他們一起玩耍。起初，我們不懂公園的規定，球曾被公園管理員沒收過。一般都是保姆芭芭拉帶馬克和卡羅爾去公園。週末時，由我帶他們出去。芭芭拉曾在巴那多護理所接受過訓練，孩子們特別喜歡她。

　　50年代，婦女的作用開始發生重大變化。在那之前，家庭一般比較大，等最後一個孩子長大離開家時，婦女一般年過中年；由於還沒有可節省勞動的電器，做家務花的時間比較多；家裡也常常是一個社交場所，全天都有從送奶工到擦窗戶的各種生意人光顧，有的也許只是進來聊會兒天或喝杯茶。因此，很少有婦女有機會或感到有必要出去工作。50年代，這種情況開始改變。到80年代的時候，一切大有改變，不可同日而語。因為家庭變小了，孩子們離家時，婦女還比較年輕；由於有了家用電器，家務負擔輕了；每週去一趟市場或超市，代替了以前等人送貨上門。80年代也出現了另外一種變化，即這樣一種趨勢：婦女開始在結婚後繼續工作，30來歲時離開工作去生兒育女。

　　這些變化使許多人主要是中產階級強烈要求對兒童保育機構實行稅收減免，如保姆、遊戲組織，或者以教育的形式出現的托兒所。作為首相，我頂住了這種壓力。有工作的婦女本來就給家庭帶來更多的收入，而在家裡照顧孩子的婦女的家庭只有一個人的收入。我認為不應該用後一類夫婦交來的稅去補貼前者的家庭，這是一個是否公正的簡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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