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時代的謎案(99)

九九

　　由於莫洛托夫和卡岡諾維奇的堅持，當面把黨證交給了被平反的共產黨員們，但是，黨證上注明：黨齡從1937年到1954年中斷。對那些企圖提出抗議的人，他們用假裝出來的原則性來回答：「你們在監獄裡進行了什麼黨的工作？」但是莫洛托夫對自己的妻子波林娜·熱姆丘任娜卻沒有忘記辦理一個「正常的」黨證，即沒有黨齡中斷的黨證。

　　但願任何人都不要認為，反對真正平反的只是已故總書記的那些助手們。廣大的斯大林派的社會人士都加入了維護不公正事情的鬥爭。……詩人帕維爾·瓦西裡耶夫在26歲時被消滅了。是根據誰的告密而被消滅的，不清楚。為瓦西裡耶夫平反是費了很大的勁才作到的。因為有人反對。

　　十二月黨人Ａ．И．雅庫波維奇的曾孫米哈伊爾·彼得羅維奇·雅庫波維奇是革命的積極參加者。從1930年到1941年，他一直在蹲監獄。後來，他在被釋放了幾個月之後，再次被關進監獄。1956年他被平了反，但只是在第二案件上被平了反。在第一個案件上，即在所謂的「聯合常務局」的案件上，雅庫波維奇沒有被宣告無罪。大家都知道他是無罪的：無論是克雷連科（他在1931年孟什維克的審判案中以公訴人的身份出現），還是米高揚（雅庫波維奇以前曾在他所領導的機關裡工作過），都知道這一點。

　　米高揚把雅庫波維奇的申請交給了總檢察長。但是魯堅科需要政治局批准。而政治局則予以拒絕。米高揚對雅庫波維奇說：「中央認為，複查政治審判案，現在不是合適時機。進行新的平反，也是這樣。」

　　平反的過程像揭露斯大林的過程一樣，有其來潮和退潮。「不是合適時機」、「在西方面前感到尷尬」、「人們會怎麼說？」……都是一些方便的藉口。其中的一個藉口我記得特別清楚：「莫斯科是沒有回旋餘地的。」

　　當我已經平了反，請莫斯科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當時的秘書Ａ．Ｍ．別哥夫（上面提到的一個人的弟弟）給我辦理在莫斯科登記戶口的問題時，他就是這麼回答我的。要想讓他接見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出生於莫斯科，學院畢業於莫斯科，被捕於莫斯科。現在根據部長會議的決定，我有權住在首都。這一切我都向別哥夫作了敘述，但是所得到的卻是這樣一個沒有回旋餘地的拒絕。我不想去找中央。在度過了北極圈以北的集中營的生活之後，我愛上了南方。於是我在加格拉安頓下來，接著我向莫斯科寫去了信。我請求把父親的埋葬地告訴我。要知道像維辛斯基這樣的別於手的遺骸都埋葬在克里姆林宮的城牆之上……我得到的回答是：要查明父親死去的情況「是不可能的」。

　　為死者平反的工作是在毫無計劃的情況下進行的。尤其在初期更是如此。一些偶然的同情者為死者和倖存者編制了一些偶然的名單。殺人者的行動則完全不同：斯大林殺人是有計劃的，是按照次序的。而且不怕宣揚出去。對某些「人民的敵人」，他向全世界加以大聲宣揚。而對於被斯大林殺害的人進行平反的工作，卻是秘密地進行的。大概這裡表現出了一些領導人的十分自然的羞恥心，也表現出了那些參加消滅運動的人十分自然的羞恥心。他們具有這種羞恥心已經很久了。因此對於殺害列寧的戰友們、元帥們、科學家們和作家們的日期，他們還要隱瞞匠：20年。一些出版社和編輯部在公佈死者的材料時，是相信內務部提供的情況的。這個機關的認真負責情況是眾所周知的。它執行了這樣一項命令：把被斯大林殺害的人死亡日期分散在1935—1945年期間。如果將其死亡日期只限定在1937—1939年這3年的話，那將會出現一種使人感到十分寂寞無聊的情景。

　　從原則上來講，領導人是不反對把事情公諸於眾的，只是要掌握限度和分寸。人們關於羅莎·盧森堡、卡爾·李蔔克內西和恩斯特·台爾曼都寫成是「被兇殺」，而關於列寧的戰友們則說成是「被鎮壓」。他們認為這樣說不至於使人那麼害怕。

　　很多老黨員都很想像從前那樣，為黨的利益而工作。但是他們得不到理解。在被平反的人中，有一位A．A．梅德韋傑夫，當他在中央的時候，曾敢於提到拉季舍夫^①的命運。說亞歷山大一世在位時，把這個農奴制的最兇惡的敵人關進監獄和送去流放，但在流放6年之後，又讓他參加新法律的制定工作。可是梅德韋傑夫的這種暗示也未得到理解。幾年之後，梅德韋傑夫去世了。埋葬他時有很多人來為這位革命家送殯。烏德穆爾特（這位著名的師長在國內戰爭時曾在那裡進行過戰鬥）的幾位党的領導人也到莫斯科來為他送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政府因梅德韋傑夫為革命樹立了豐功偉績而在死後獎給他一枚勳章。

　　①拉季舍夫（1749—1802年），俄國革命思想家、作家、俄國革命思想傳播者。他的主要著作《從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記》描寫了人民的苦難，揭露了專制政權和農奴制度的殘酷。書出版後被查禁。1790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從流放地回來後，重申廢除農奴制的主張，再度蒙受迫害，被迫自殺。——譯者注

　　死者生前進行黨員登記的那個地區的區委書記預先通知老布爾什維克們說：「怎麼，你們想為自己的這位被平反的朋友舉辦盛大葬禮嗎？不行！」區委派出一位受託人即房管處的黨組織書記（他是一個很像樣的斯大林分子）去監視葬禮的進行。他首先發表了臨葬悼詞，悼詞十分簡短。接著這位受託人便下命令道：「拿棺材蓋來！」但是棺材蓋在一個誠實的人的手裡。於是這時烏德穆爾特共和國党的第一書記便發表了講話。接著又響起了「拿棺材蓋來！」的喊聲。繼他之後沃特金斯克市委書記又發表了講話……那個受託人又下令道：「拿棺材蓋來！」最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大使館的汽車開來了。他們抬來了一個用鮮豔的玫瑰花紮成的大花圈。德蘇友好協會的代表發表了講話。然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大使走到棺材跟前，把一枚勳章固定在死者的衣服上。當他們還沒有來得及預先阻止大使時，大使便發表了講話，並在講話中提到了斯大林進行政治殺害的犧牲者。「拿棺材蓋來！」——那個受託人最後一次下了命令。

　　……追悼的鐘聲不再響了。70年代到來了。一位地位很高卻叫不出名字的人鄭重地說：「我們對亡靈已經感到厭煩了！」從這一天起，所有關於被害的列寧戰友及一切著名活動家的周年紀念性文章，在結尾部分都是一大堆好聽的話，極力稱讚死者對党的忠誠——既不提死亡日期，也不談遇害情況。象「鎮壓」、「誹謗」、「犧牲者」、「專橫」這樣一些字眼，部成了鐵一般的禁忌語。這樣一來，被斯大林殺害的人就只得到了一種紙上空談的永垂不朽。

　　而為了使被斯大林殺害的人的幽靈不去驚擾新的幾代人，革命者們的名字就從歷史上被取消了。1918年7月6日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舉行的叛亂被瓦采季斯、穆拉洛夫、涅夫斯基指揮的軍隊鎮壓下去了。但是劇作家M．沙特羅夫卻被迫在「7月6日」這天代替他們來表演一個波德沃伊斯基^①。根納季·菲施描寫了芬蘭的革命事件。安東諾夫—奧弗申柯領導了赫爾辛福斯和波羅的海艦隊的布爾什維克。然而接著卻下命令把他「除掉！」於是《在1917年6月》這本書的作者就從自己的書中把他除掉了。

　　①尼古拉·伊裡奇·彼德沃伊斯基（1880—1948年）是俄國革命活動家，攻打冬宮的領導人之一。歷任党的中央委員會全俄軍事組織局主席，彼得格勃軍事革命委員會主席等專職。——譯者注

　　……在埃爾米塔日參觀的參觀團成員們被指給看一把梯子，安東諾夫—奧弗申柯當年率領起義者就是爬上這把梯子，沖進冬宮的內室的。只是現在卻用另一個人來代替他了。而那位另一個人是在床上死去的。

　　當時對待許多革命家的名字就是這麼做的。赫魯曉夫的上臺，他的打算揭露斯大林和為斯大林時代幾百萬受害者平反的試圖——這都是一種歷史上的偶然性。貝利亞的失敗也是這樣一種偶然性。斯大林的流毒不可能隨著斯大林的死去而結束。如果是在另一種偶合的情況下，貝利亞也許能奪得政權，並對所有的人進行一次新的「血腥屠殺」。那將是一場在一小撮斯大林走狗內部進行的爭權奪利的鬥爭。這樣一種小規模的鬥爭，其結局是難以預測的。歷史的規律性還包括不了這種鬥爭。赫魯曉夫死後人們竟未能在埋葬劍子手們的克里姆林宮的城牆旁為他找到一塊葬身之地，同那個頭目^①埋葬在一起。「而斯大林同志是需要埋在那裡的，這是辯證法的規律。」——總書記本人對此也會這樣說的。但是歷史的正義性畢竟占了上風。它在1985年來到了，我們有能力永遠抓住它。

　　①「那個頭目」指斯大林。——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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