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時代的謎案(13)

一三

　　米爾賽義德—海達爾·蘇丹—加利耶夫曾在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部務委員會工作。他幹勁很大，博得了斯大林的信任。於是蘇丹一加利耶夫決定宣傳第十二次黨代表大會關於民族問題的各項決議和列寧關於「自治化」的那封信。這是一位行為不謹慎的同志。斯大林給了他以意外的打擊。根據斯大林的指示，國家政治保衛局對蘇丹一加利耶夫佈置了專門的監視——連在聯繫方面（郵件、電話）也對他進行間諜監視。這樣；這位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部務委員會的委員就成了一個「與世隔絕的人」。斯大林當了總書記之後，開始（在大恐怖之前很久）把國家政治保衛局各機關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

　　第十二次黨代表大會閉會後過了3個月，俄共（布）中央召開了一個由各民族共和國的積極分子參加的擴大會議。會議開了4天，從6月9日至12日。在這4天之中，與會者談到了蘇丹一加利耶夫，對他又是批評，又是責駡。而他無法回答他們，因為在會議召開之前，他已「因進行反革命活動」而被捕了。

　　這次會議的各種材料在等待發表的過程中，一直被擱置了50多年之久。在這次秘密的會議上究竟發生了什麼呢？首先是瓦·弗·古比雪夫代表中央監察委員會作了關於蘇丹。加利耶夫反黨反國活動的報告。他不是代表俄共（布）政治局或中央委員會作關於貫徹實行黨代表大會在民族問題方面各項決議的報告，而是代表監察委員會進行粗暴的斥責。

　　斯大林在心裡選定了這個行政手腕之後，預見到會引起中央委員們的反對。因此，無論是古比雪夫，還是會議主席加米涅夫（又是他！），或者是韃靼布爾什維克的代表易卜拉欣莫夫，他們都沒有忘記說一說被指責者的革命功績，提一提他在韃靼共和國所享有的威望……究竟怎樣才能立即置他於死地呢？首先應當把蘇丹一加利耶夫辱駡一番，然後給他扣上「蘇丹—加利耶夫作風」這樣的政治帽子，再談一談他的正在變為背叛行為的民族主義傾向，順便提一提把300名傾向分子開除出党的問題——為了嚇唬少數民族中那些執拗而任性的人，這樣做就足夠了。

　　斯大林為自己還提出了一項任務——破壞列寧和他的那封信的威信。執行這一任務的人找到了。第一個就是德米特裡·紮哈羅維奇·曼努伊爾斯基。這是一個百依百順的人，同時也是一個在黨內廣為人知的人。他開始教訓與會者說，應當從「蘇—丹加加利耶夫案件」中吸取教訓：不要去考慮大國沙文主義，而要同地方民族主義傾向積極地進行鬥爭——這和總書記反列寧的方針完全一致。不，曼努伊爾斯基並不反對第十二次黨代表大會的各項決議，他甚至歡迎這些決議。遺憾的只是這些決議在地方上放縱了「民族的自發勢力」。同志們，決不能夠把代表大會的各項決議變成一種少數民族的「自由憲章」！

　　老布爾什維克曼努伊爾斯基在斯大林的樂隊裡，認真負責地演奏了自己的獨奏部分。總書記為他選配了一個富有表達力的伴奏曲——賽義德一加利耶夫（他是那個被逮捕的「傾向分子」的同鄉）的發言。在嚴實的黨的官僚主義的帷幕後面上演了一場亞洲風格的戲劇。在中央監察委員會的決議中談到，大國沙文主義在一些民族區域裡弓！起了不良的反應。賽義德一加利耶夫說：「如果不便於把這個地方刪去的話，那麼……應當強調這不是反應，而是民族主義所固有的後果。」至於列寧給代表大會的那封信嘛，那麼發言人認為，它引起了很多的傳聞和「不正確的解釋，但是就其內容來看，並沒有任何令人恐怖的東西」（大廳裡發出了笑聲）。

　　為什麼斯大林把這個丑角放到舞臺上去了呢？他從諜報機關的情報中得知：賽義德一加利耶夫渴望向蘇丹一加利耶夫報私仇。原來在韃靼實行餘糧收集制的過程中，賽義德一加利耶夫在向俄羅斯人和韃靼人徵稅時作得極不平等。當不滿者起來反抗時，賽義德一加利耶夫宣佈這種反抗是反革命行為（有人在外省已經掌握了斯大林的方法）。根據蘇丹一加利耶夫的堅決要求，把這個無能的行政人員從韃靼共和國調了回來。現在在會議上，這個氣惱的人便毫無阻礙地對蘇丹一加利耶夫進行起報復來。

　　這是一個富有特色的奏法。斯大林那一大幫人在準備中央監察委員會的決議時所關心的並不是去分析產生「蘇丹一加利耶夫作風」的原因：當地的情況和「這個傾向分子」的個性——對這一切決議都不去考慮。但是，對於利用這個被捕的共產黨員的私敵來反對他這一點，總書記卻沒有忘記。

　　可是不管斯大林怎樣精心地準備了這次會議，要想預先防上與會者發表批評意見，他是不可能做到的。阿克馬爾·伊克拉莫夫責備中央沒有在民族邊疆地區進行真正的政治思想工作，責備中央發的通告有增無減。伏龍芝揭露了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報告玩弄把重點轉到「法律形式」方面的手法。他注意到了一種意圖，這就是力求誇大「蘇丹一加利耶夫案件」而損害主要的東西——同大國沙文主義的鬥爭。伏龍芝要求黨把實際援助落後民族復興事業的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裡。

　　斯克雷普尼克對斯大林分子發動了毫不妥協的進攻。他公開聲明，某些與會者企圖利用「蘇丹一加利耶夫案件」來改變黨的政策而與第十二次黨代表大會制定的路線背道而馳。「完全正確！」一托洛茨基作出了這樣的反應。但他也只限於作了這個插話而已。可是要知道當時無論是在代表大會上，或者是在這樣一次會議上，托洛茨基是能夠對科巴進行揭露的。

　　接著發言的是土耳其斯坦的代表圖·雷·雷斯庫洛夫。蘇丹一加利耶夫在被捕之前不久就知道國家政治保衛局打算反對他的是什麼。他未曾想過要建立任何秘密組織，他想的是同其他同志們一起在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捍衛在民族邊疆地區實行的明智政策。他把這一點寫信告訴了雷斯庫洛夫，而雷斯庫洛夫便向與會的代表們敘述了信的內容。

　　真理本來是可以妨礙斯大林把他的打算進行到底的。但是卻沒有一個人去傾聽雷斯庫洛夫的呼聲。伊布拉吉莫夫建議對每一個「蘇丹一加利耶夫分子」都加以詢問，問他畫的是什麼十字？對那些拒絕聲明蘇丹一加利耶夫是反革命分子的人。「…都要將其驅逐出黨。沙米古洛夫要求對所有與「蘇丹一加利耶夫案件」有關的人，都要追究其責任（試問：追究什麼樣的責任呢？）

　　A．伊克拉莫夫的發言大概是最有重要意義的了。他說，在各地都積累了大量與黨的民族政策有關的問題，但是卻沒有一個工作人員能夠去請斯大林或加米涅夫作出解釋，因為他害怕他在這裡被逮捕，被槍斃……

　　我眼前浮現出這樣一幅情景：總書記透過他那著名的小鬍子，露出了淡淡的一笑。足以使他感到心滿意足的是，不只是在莫斯科人們都怕他。

　　六月會議幫助斯大林更準確地瞭解到各方面力量的分佈情況。古比雪夫和曼努伊爾斯基出色地完成了自己扮演的角色。後來，當斯大林成了偉大的領袖之後，寬大為懷地允許他們死在自己的床上，死在家裡。而對那些批評者們的命運，他就是另一種處置辦法了。

　　「蘇丹一加利耶夫案件」是斯大林以不折不扣的職業家的水平進行的一次政治挑釁，是斯大林在國家政治保衛局的參加下、在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的思想保護下、在托洛茨基佯裝的中立態度下進行的一次政治挑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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