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有獨鍾(39)_學達書庫

三九

　　研究人員在每個領域所遇到的挑戰，就是要打破不言而喻的設想的神秘束縛。這樣，他們就能讓實驗的結果自行發言。麥克林托克說：「我認為大部分工作是因為人們要把一個答案強加上去才做的。他們已經有了答案，他們（知道）想要材料去說明什麼。」當材料告訴他們別的什麼時，「他們不是去承認它，或者說，他們認為那是一個錯誤，就把它扔掉……但願事情象材料向你說明的那樣該多好。」

　　分子生物學家甚至比「傾聽材料」更不願意聽麥克林托克的。他們從自己實驗所得的信息就成了他們的模式，而模式的大廈是以壓倒之勢成功的。麥克林托克可能以為她同生物學的現實是緊密地接觸著的，但她的許多在冷泉港的同事們卻認為，她好象是日益脫離了接觸似的。墨守於老式的概念、個人的偏執這一陳規。他們越來越認為，她的洞察力似乎不屬科學。她好象樂於信奉她的異端地位或至少以此為樂趣。在私底下，她對佛教思想保持嚴肅的興趣。正如艾德裡安·西比最近評論的那樣，「如果其他的科學家都拒絕存在UFO（不明飛行物）的想法，麥克林托克可能會不作決定，直到她能夠證實或者反駁它們的存在為止。」

　　一九六〇年，她在研究班討論會上的發言，是她在冷泉港向她的同事們為解釋她的工作而作的最後嘗試。她認為她盡了最大的努力。時間過去了，她繼續她的研究工作——跟平素一樣工作乃是一種可靠的安慰和支持的源泉。她從自己的瞭解中而不是從她的同事們那裡得到報償。

　　正象她長久以來就發現的那樣，如果一個人足夠小心地仔細觀察的話，一個簡單的生物就會向他揭示自己的秘密。它會告訴你許多個而不只是一個調節基因表達的機制——正是在需要時，機制能使它的細胞生產其所需要生產的東西。它是一種精巧異常的平衡計時表，能夠重新調整其所需要調整的。有些機制涉及大量的基因重組；有些機制只調整基因表達而不改變DNA的組成。雖然她不能提供有關這些事件的任何分子解釋，但是她能夠清楚地看到它們的影響。毫無問題，它們都是在發生著的。問題是要說服別人，這卻是她所辦不到的。

　　如果過去她因為自己的觀點而感到孤立的話，那麼現在她的孤立有了新的發展。分子生物學的成功給生物學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想像，這一想像，把簡單模式的力量擺在了用來說明生命現象的複雜性的高度上。而現象沒有能夠對抗這一說明的餘地。分子生物學家是生命科學家新的一代：年輕、不虔誠、而且具有壓倒之勢的自信。他們把生物學轉變為他們所認為的真正的科學——這一種科學比最熱忱的實驗學家所可能想像的更象物理學。

　　直到十九世紀末，生物學一直主要地是一門觀察的科學；生物學家通過用文件記錄和描述的方法試著抓住自然的奧秘，那已不同於先前的解釋了。二十世紀早期，生物學轉變為實驗的科學。但許多研究人員仍然信奉生物體的完整性，保留著對自然豐富多采變化的虔誠。直到分子生物學的出現才發生了同早期的傳統作最後決裂的情況。長期存在著的把生物作為整體和組成它們的理化作用的緊張關係，最後終於解除了。現在終於可以把生物學看作分子力學的科學，它不再是有生命的生物甚至「有生命的機器」的科學了。老資格的科學家如麥克林托克依然承擔了探討生命固有奧秘複雜性的任務，但他們只能指望退讓。新的一代創造了一門新的生物學。

　　現在，麥克林托克在冷泉港肯定是少數派，她知道唯一的選擇是退卻，進一步地撤退。幸運的是，在五十年代末，突然出現了一個新的選擇。那是以國家科學院請柬的形式到來的——一份請柬，使她不止從一個方面遠遠地離開了她的調節和控制的研究課題。我們考慮，只能很簡單他說一說這段迂回曲折的故事。

　　國家科學院已經發現了一種對南部地區上生土長的玉米的嚴重威脅。在農業上，由於玉米種植發展得很快，如果不採集和保存籽粒的話，土生土長的系將會很快地消失，於是成立了一個委員會。他們問麥克林托克是否能夠幫助訓練所需的本地的細胞學家去實施那項計劃。她立即同意了——主要出於責任感，但或許是想離開。那意味著一次休假，一次旅行（她很快就能流利地說西班牙語了），並很快地被證明那是一次對一系列新問題進行創造性思考的機會。

　　由於研究了特殊染色體型的地理分佈，她不久就開始再次識別這些玉米的模式。通過這些玉米模式，她認識到有可能追蹤美國人民遷居和交易的模式，也就是說，通過重建玉米作物的生物學史，可以重建人類的遷移史。關鍵之點在於，玉米不象其它的穀物，它只在有人居住的地方生長。因為玉米種子是緊緊地包在殼裡的，這種作物的繁殖全要依賴人類插手。所以，當麥克林托克看到染色體結構的變異屬一個地理型而反映了連續的雜交循環時，她知道人類學者對這一資料是有巨大的興趣的。

　　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〇年，她在美國中南部消磨了兩個冬天。她把其餘的數據留給她的同事去收集。她自己的總結報告，就是她十多年之久研究的結果，直到一九七八年才發表。與此同時，她決心頑強地繼續她的轉座研究。她說：「我知道我是對的。」一九六五年，她作了第四次嘗試：在布魯克黑文討論會上描述她的發現，但毫無結果。在此期間，生物學界給她送來了新的榮譽——一九六五年康乃爾大學任命她為安德魯·懷德無任所教授（一項不住在工作地點的任命）；一九六七年國家科學院挑選她為金伯遺傳學獲獎者；一九七〇年她接受國家勳章——這一切給了她一些鼓勵，但不能使她得到安慰，因為她的最重要的發現被拒絕了。最後，在七十年代中期到末期，當分子生物學的面目變為極度複雜時，她從玉米籽粒中所看到的模式，才開始被其他人看到。

　　生命的奇跡在於，儘管我們生活在周圍的世界裡，現實卻繼續使我們驚詫。科學的美好在於，儘管有不言而喻的設想，它還是會使人感到驚詫。從六十年代中期起——開始十分緩慢，但最後，無可置疑地——就在分子生物學家所研究的生物體內一些新的實驗發現，開始削弱了他們對基因組的穩定性的自信心。無疑地，生物體異常精確地進行自身的再生產。怔據不斷地增加，它使得對基因重排的環境，有了廣泛的認識。

　　鑒於對中心法則普遍寄予信心，它本身從分子生物學中沖出來這一事實，看來是有些令人驚詫的。但與此同時，要想像情況不是那樣的，同樣也很困難。從經典遺傳學過渡到分子遺傳學的過程中，使證據服從於結構的這一想法已完全改變了。如果分子生物學家從他們自己的方法論中在某種程度上獲得了信心的話，他們對他們前輩的實驗工作相應地缺乏瞭解，看來他們不言而喻的設想會不可避免地向他們自己的地盤提出有效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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