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名人傳記 > 情有獨鍾 | 上頁 下頁


  但有一個基本特徵兩者是不同的。在麥克林托克系統裡,控制因子並不在染色體穩定的位點上——它們活動著。事實上,這種改變位置的能力——轉座(如麥克林托克所命名的那樣)本身可能就是被調節基因即激活基因所控制的一種特徵。這一特徵使現象變得更為複雜,而在與她同時代人的心目中,就較難接受了。雖然大家都知道,病毒DNA能夠插入寄主細胞的DNA內,接著自行脫離,但幾乎沒有人願意相信,在某種環境下,正常的DNA細胞能夠重排。這個概念是對中心法則的嚴重挑戰,有許多理由可以將它推翻,儘管中心法則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期間的地位就已極為牢固地樹立了。

  如果一部分DNA能夠象麥克林托克的工作所指出的那樣,能夠對另一部分DNA所發出的信號作出反應而重排的話,如果這些信號本身象雅各布和莫諾德的調節因子所清楚表明的那樣的話,那麼,從DNA流向蛋白質的單向信息的情況又怎麼樣呢?因為這一根據染色體組以外的因素而定的基因的順序,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將使得信息向回流,即從蛋白質流向DNA。麥克林托克沒有把這一想法弄清楚,但經過她的解釋,玉米染色體組的組成顯然變得非常複雜而超出了中心法則所允許的範圍。

  在五十到六十年代,對許多生物學家來說,轉座聽起來好象是一種雜亂無章的思想。此外,對玉米遺傳學知之甚多的人士越來越不能領會那些能證實麥克林托克得出的激進結論所必需的非常錯綜複雜的論點。最後,還須指出,麥克林托克是多產的。重新刊載在彼得編的《經典遺傳學論文集》中的麥克林托克早期同哈裡特·克賴頓合寫的論文中,用警告的口氣對他們的論文作了介紹:

  這不是一篇很容易理解的論文,因為在進行徹底的分析後要
  記住的條條很多,而忘掉任何一條都會妨礙對這篇論文的理解。
  無論如何,掌握這篇論文部能給人以強烈的感受,從而能夠掌握需
  要全力以赴方能掌握的任何生物學方面的問題。

  比較新的論文甚至更難理解,當她在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三年,爾後又在一九五六年發表這些思想的時候,儘管事實上她很早就有了無懈可擊的研究者的名聲,還是很少有人聽取她的見解;很少有人理解她。她被描寫成「難以理解的」,甚至「瘋狂的」。甚至在一九六〇年,當她概括了雅各布和莫諾德系統和她自己的系統之間的相似之處時,也很少引起人們的重視。一九六一年,雅各布和莫諾德在他們的一篇主要論調節結構的論文中竟忘了引用她的成果。他們後來稱之為「一個不愉快的差錯。」然而,當年夏天,在他們寫給冷泉港專題討論會的總結摘要裡,則確認了她的成果:

  遠在細菌的調節基因和操縱基因揭示之前,麥克林托克就以
  其廣泛而深入的研究工作……揭示了玉米裡存在著兩類遺傳「控
  制因子」,它們之間的主要相互關係是可以準確地比作調節基因和
  操縱基因的……

  沒有提到轉座,雖然這篇摘要的另外一處在評論玉米裡發生的轉座時說,這是「兩個系統的一個重要的區別。」

  十年以後,當許多人期望著分子生物學自然而然地向前發展時,開始出現了許多引人注目的、意想不到的觀察資料。其中令人吃驚地發現細菌染色體組的因子明顯地向「周圍跳躍」。這些因子被稱為「跳躍某因」、「轉座子」或「插入因子」等不同的名字。在許多情況下,觀察到轉座子具有規律性,和二十年前麥克林托克所觀察到的非常相似。確實,它們看上去比較類似她的控制因子,而與莫諾德和雅各布的調節系統不同。其主要不同之處在於,它們是用一種新的術語,DNA的術語進行描述的。

  從第一次發現細菌的跳躍基因以後的十年中,明顯地發現在一些非常巧妙的調節結構中,遺傳因子能夠起主要的作用。無論是遺傳因子的移動,還是它所起的作用,都比雅各布和莫諾德所想像的更為複雜和更為多樣化。例如,在許多情況下,調節作用可能是由方向——向前或向後——決定的,同時轉座因子重新插入。這兩種方向,在機能上,與不同的遺傳轉錄相符合。除玉米外,酵母是把人們的注意力吸引到性質截然不同的發育變化的第一個真核系統。這些變化是從受控制的基因重排所產生的。現在,果蠅的許多發育突變,也可追蹤到轉座。甚至在哺乳動物中,也能稍稍看到遺傳的流動性。對小鼠免疫系統的研究表明,免疫球蛋白DNA在常規上是受廣泛的重排支配的。這有可能解釋迄今為止未能說明的抗體的差異。

  冷泉港今天差不多是新的研究轉座的中心。巴巴拉·麥克林托克從一九四一年起,就在冷泉港生活和工作——她依然過著相對說來是離群索居的生活。四十年來,她以一種隱而不露的、含蓄的風格,在生物學變革的盛衰中找到了棲身之地。直到最近,她的追隨者也為數寥寥,並且都是虔誠的、與世隔絕的。

  對那些想探聽隱藏在麥克林托克這個名字後面的那個人和她的工作,並試圖瞭解她的工作是怎樣適應現代生物學的人來說,學習這門學問,他們覺得是一種特殊的榮幸。其中華盛頓卡乃基學院的尼娜.費得羅夫就是這樣一個有志于瞭解麥克林托克遺傳學分析的分子基礎的熱心人,對她來說,閱讀麥克林托克的論文,成了她生活中「最不平凡的學習經歷。」「就象一本偵探小說,我簡直不能放下。」

  現在公眾的褒獎和名望看來要闖進麥克林托克多年來的默默無聞和含蓄狀態。最近幾年間,榮譽開始不斷飛來。一九七八年,布蘭代斯大學鑒於「麥克林托克博士這樣一位卓絕的科學家,沒有受到正式的承認和尊敬」,選她為該校羅森斯塔爾年度獎金獲得者,嘉獎她對科學界所作的「富於想像力和重要的貢獻」。一九七九年,她被授予兩個名譽學位——一個是洛克菲勒大學,一個是哈佛大學。哈佛大學表彰她說:「一位意志堅定、勇敢無畏的科學先驅,她對細胞所作的深刻的、廣泛的研究為深入瞭解遺傳現象開闢了道路。」

  一九八〇年,美國遺傳學會「由於她的出眾的才華、創造力、獨創性和全心全意地獻身於研究」而向她致敬。一九八一年,她的名字成了公眾矚目的中心,那一年她第一次收到麥克阿瑟榮譽獎金——每年六萬美元的終身研究員基金,免稅。她的故事成了報紙、電臺的新聞。過了一天,她接受了著名的拉斯克基礎醫學研究獎和以色列沃爾夫基金會一筆五萬美元的獎金(那年的第九次頒獎)。拉斯克的褒獎注意到她的發現的「不朽的影響」「直到最近,尚未受到充分的讚賞」。一九八二年秋天,當她同薩薩默·托尼加瓦共同獲得哥倫比亞大學的霍維茨獎時,評論家對過去霍維茨獎的獲得者,接著又獲得諾貝爾獎的出現率作了評論。

  麥克林托克所關注的是「一下子太多了」。《新聞週刊》描述說,她坐在一屋子新聞記者面前感到「非常不自在」。「我一點也不喜歡出名,我只想躲到實驗室的一個僻靜角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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