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名人傳記 > 情有獨鍾 | 上頁 下頁


  這本書是一部傳記,其中部分地描述了一個人,但主要描述的是這個人與其所致力的學科的關係。這就是關於巴巴拉.麥克林托克——一位科學家,一位被她的同事認為是自行其是和眈於幻想的人,同一門學科——遺傳學——這兩者怎樣相互影響的故事。遺傳學在最近數十年裡,由於其令人驚奇的發展和戲劇性的變化而嶄露頭角。書中寫到的人及其研究的領域都是當時當代的,都誕生于本世紀初年,並在協調一致和共同繁榮中進入了成年。在麥克林托克還是一個青年科學家的時候,就已達到了公認的水平,這在當時是沒有婦女能夠想像的。但後來的歲月卻把她和她的研究領域帶到了獨特而歧異的道路上去。麥克林托克於是悄然隱退了。今天,在她和遺傳學分路三十年之後,又會合到了一起,而麥克林托克的名字又回到了現代生物學的中心。

  巴巴拉·麥克林托克開始研究,並且在實際上幫助創立遺傳學(還有細胞學)這門在那時還很年輕的學科是相當早的。當她被國家科學研究院授予金伯獎時,她的同事馬庫斯·羅茲概括了她從二十歲到三十歲之間所取得的成就。他寫道:

  在巴巴拉·麥克林托克驚人的、卓越的研究工作中,最值得
  注意的就是這些研究全部出自她自己的勞動。她在沒有任何技術
  方面的幫助的情況下,依靠她自己無限的活力、對科學的徹底獻
  身精神、她的創造力和獨創性,以及她的敏捷與絕頂聰明,獲得
  了一系列在細胞遺傳學的歷史上是無與倫比的重大的發現。

  之後,在她四十五、六歲的時候,由於她對玉米細胞遺傳學的研究,使她形成了那樣新穎的和激進的概念,以致她的同事們連「聽」都難聽得懂,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進行學術交流的困難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一個異乎尋常的革命——分子生物學的革命進入了舞臺的中心。它的成功是如此富有戲劇性,以致到六十年代未,看來好象沒有什麼基本的問題有待解答了。這齣戲劇的主角之一雅克·莫諾德就能這樣說:「生命的秘密嗎?在原則上,如果不是在所有的細節上,大部分是可知的。」看來這種說法並沒有為麥克林托克的細胞遺傳學的複雜性留有地位。

  今天,由於生物學驚人的新發展,人們對麥克林托克的工作的注意在不斷增加。她早在三十年之前就描繪過的許多發現,如今在生物學中引起了反響。特別是很久以來一直被認為是麥克林托克發現的遺傳因子的「轉座」,現在已被認為是無可爭辯的現象了。

  直到六十年代未,基因都被看作是簡單的單位,以一條固定的直線順序排列,從而控制著生物的發展。如果有人設想遺傳因子能夠自動地從一個位點移到另一個位點,甚至從一條染色體移到另一條染色體,那似乎是不合情理的;而麥克林托克曾斷言:重新排列在遺傳機制和控制方面,有可能起關鍵性的作用,則似乎更不合情理了。但是在五十年代初,麥克林托克就已經證明:在叢一個染色體位點向另一個位點的移動中,遺傳因子給細胞帶來了新的指令,而且,它們的這一移動是自行「安排」的。

  轉座的新證據(現已在分子水平上)開始在六十年代後期出現。在過去的十年裡,發現了越來越多的有關遺傳因子流動,亦即轉座的實例,這表明染色體補體(染色體組)具有一定程度的流動性。這一情況至少是和過去二十五年裡在生物學方面占支配地位的概念結構相抵觸的。隨著遺傳流動性的發現,我們對遺傳程序的概念也改變了。現在可以想一想,與其把順序看作靜態的、直線的、刻在DNA順序上的信息,倒不如把它看作動態的結構。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基因的移動是本身程序的一部分,我們要問:指令從何而來?麥克林托克的回答是:它們來自全體細胞,來自生物體,或者來自環境——這一思想嚴重地打亂了正統的遺傳學。近年來,生物學家曾確信適應進化的幽靈已被埋葬了。但麥克枚托克的工作卻使環境影響遺傳學的意見重新抬頭。

  在最新的發展中,對於那些看到了生物學新革命內在因素的人們來說,麥克林托克的名字,在某種意義上已成為一種口令。哈佛大學的馬修·梅塞爾森相信,「她將作為非常微妙而複雜的遺傳學新理論的創始人載入史冊。而這一理論現在還只是朦朧地被瞭解。」

  在冷泉港以麥克林托克為名的實驗室的走廊盡頭,她依然是一個不可企及的形象。在她所理解的轉座和她的同事們所理解的轉座之間存在著一條鴻溝。轉座的被重新發現,並不是根據她所研究的成果。而且在這個過程中,麥克林托克一直置身事外。她注意到,直到今天,她的支持者們也幾乎並沒有真正理解她所說的。儘管她同他們有著和睦的關係,而且她已出了名,但巴巴拉·麥克林托克在關鍵時刻依然是個局外人。

  在多年被忽視以後,勇氣和真理終於打垮了偏見和冷漠,獻身精神得到了報償。這段歷史如果作為傳說來讀,是能使人發生興趣的。但真正的故事則是既複雜而又富有啟發性的。這是一個關於科學知識性質的故事,是個人和團體的動力纏繞成一張網,而這張網卻限制了科學的發展的故事。

  一種新的思想,一個新的概念,在某位男子或婦女的幻想深處誕生了。但是要使這種概念成為科學理論的主體的一部分,還必須得到社會的承認才行。因為個人只是社會的一員。反過來,集體的努力也為新思想提供了生長的場地。科學知識作為一個整體,是在個人創造力和公眾承認的相互作用中產生出來的。這種相互作用有時很複雜,但始終十分微妙。有時候,這種相互作用失敗了,個人和社會之間就產生了隔閡。在這樣的情況下,科學家常常會喪失信譽。但願不發生這樣的事才好。或者,更理想的是,寧願先發生這樣的事,然後再翻轉過來,這樣,我們就有特別的機會去瞭解不同意見在科學上的意義。

  已巴拉·麥克林托克的故事使我們能夠探索在科學上不同意見出現的條件、它所起的作用,以及它所反映的許多價值和目標。它使我們去問:興趣、個人和集體在科學知識的發展中都各起了什麼作用?所有的科學家都在尋找同樣的解釋嗎?他們所提的問題都一樣嗎?不同的分支學科之間,在分類法上存在著差別,它們能否殊途同歸呢?當科學家們在提出問題、尋求解釋、運用分類法當中出現重大分歧時,這些分歧是怎樣影響他們之間進行交流的?總之,為什麼麥克林托克發現的轉座未能被她同時代的人所接受呢?我們可以說,她對生物學機制的想像力,同她的同事們所尋求的那種解釋相距太遠了。而我們有必要去瞭解那距離是什麼組成的,那分歧是怎樣發展的。

  托馬斯.庫恩曾經提醒我們,在科學上發生改變意見(或不改變意見)的情況時,「不應輕視這種現象:科學家是人,因為他們本來就是人。」他選擇把注意力集中在社會以及社會本身的形成和改造的動力上,對比之下,我們則將把注意力集中在個人,集中在「自傳和人物的特性上」。這種特性,使科學家個人傾向于信奉一套特殊的方法和哲學,在某個領域裡去抗拒或接受那種占統治地位的思潮——而且往往是同社會的基本情況背道而馳的。因此,這本書就需要雙管齊下,既作為傳記,又作為知識分子的歷史。它的出發點就是:承認科學是個人和社會高度努力的產物。

  這本書主要想描述一位科學家的個人「風格」,這種風格部分是學習所得,而部分是自發產生的。在當代生物研究的世界裡,麥克林托克的風格就是標新立異。她對個人、對差別有著強烈的愛好。「重要的是培養一種能力去發現一個異乎尋常的籽粒並使它可以被理解」,她曾說過,「如果(有什麼事情)出了格,那必定有個原因,你就得查明這是怎麼回事。」麥克林托克認為,過分把注意力集中在類別和數字上,會鼓勵研究人員忽略差別,「把它們稱為一個例外、一種畸變、一種污染」。她認為那代價是太昂貴了。她說:他們看不到「周圍在發生什麼事。」

  在一個世紀之前,麥克林托克有可能被歸到博物學家的行列中去。但她和那種人截然不同。博物學家研究的重點是觀察,而本世紀的科學則注重實驗,根據麥克林托克自己和周圍的人的描述,她在某種程度上已成功地將這二者極好地綜合在一起。想像力在她的實驗研究工作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它是她理解力的關鍵。那些對其他人來說只是解釋或者推測的問題,對她卻是訓練有素的直覺。麥克林托克將她特殊的觀察和認識技巧綜合起來並推向前進,她的這種能力迄今為止很少有人能及得上。她自己無法確切他說她怎樣「知道」她知道了些什麼,她講到,有些推理是不能用語言來正確表達的;她強調指出自己「對生物的鍾情」的價值,她的措詞聽上去好象是神秘主義。但正如所有優秀的神秘主義者一樣,她堅持極度嚴格的風格;而且正如所有優秀的科學家一樣,她的理解是由高度的專心乃至鑽進了她所研究的材料中去而形成的。

  按照巴巴拉·麥克林托克自己的歸類,她是一個遁世的隱士。她不希望自己成為人們注目的中心,她寧願隱居獨處和自由自在。當我第一次向她提出我的寫作計劃時,她說,她太自行其是的故事,不會引起別人的興趣。但是我爭辯說,正因為這個原故,那才有啟發性。而在訪問的過程中,在她強調自己是怎樣從例外的、「異常的」事例中獲得了某些結果這一點上,我的直覺得到了肯定。

  我終於漸漸地理解她的故事的價值主要在於她的獨立性。因為她所尋求的、對她來說是「一目了然」的簡單事物,卻幾乎不能被有象她同樣學術造詣的同事所理解。我於是考慮要著重講述清楚她這個人和她的工作的相互關係——即她的研究風格是怎樣形成的,又是怎樣發展的,由於她經常與她所工作的社會處在幾乎要破裂的狀態,所以她的故事所提出的觀點,自然不可能符合那個強有力的變換著的潮流,而引起同行們的興趣。

  在與麥克林托克交談了幾次之後,我同她的很多同事也談了話。他們的評論幫助麥克林托克正確地回憶了自己的過去。有些曾和她一起工作過的同事把她看作經典遺傳學家;有些人則對她敬而遠之;其他的人還只是到最近才認識到她的意見是十分正確的。我很快發現,為了要理解我所聽到的故事,我得象六十年代初一個分子生物學的學生一樣學習一門我從來不需要學的學科。在已出版的這本書裡,我盡可能為讀者回顧一下我自己的學習過程。

  在第一章裡,我把巴巴拉·麥克林托克生來作為一個科學家的歷史源流作一簡略的速寫,第二章是麥克林托克自己回憶形成她性格的童年歲月。貫穿其餘各章的是她的事業直到今日的發展,我們可以陸續聽到巴巴拉·麥克林托克所講述的,並逐漸與她的同事們的語言文字交織在一起的事情。

  末了,我希望我所描繪的肖像對三部分人有所禆益。對那些不是生物學者的讀者,這本書將向他們介紹一個不熟悉的世界;對那些讀過經典遺傳學的人,這本書則將介紹在教科書上所描述的玉米遺傳學的主要里程碑之後所出現的為人熟知的名字;而那些在當代研究工作中處在前列的職業生物學家們,可以把這本書作為一本有關的「術語」書來讀——大量的論著勾畫出了一門與其它領域不同的、獨特的研究領域的發展。而最重要的是,《情有獨鍾》這本書是敘述一位婦女的科學見解的故事,這種見解逐步地——雖然並非不可改變地——使她同研究主流的論著隔斷了。我在寫這個故事時,一直試圖瞭解創造力與其得到確認之間、個人和團體之間、這個團體的和另一個團體的科學見解之間的關係,這不僅構成了麥克林托克的故事,而且一般來說,也構成了科學研究戲劇的基礎。

  伊夫林·福克斯·凱勒

  一九八二年十月於馬薩諸塞州,坎布裡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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