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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七


  面對迅速惡化的國內經濟形勢,此時任何一個單一的政黨出面組閣都難以應付極其困難的局面。英國需要一個多黨聯合政府,同心協力,相互支持,實施一些不受歡迎的經濟舉措共度時艱。國王在同保守黨和自由党領導人進行磋商後,「委託麥克唐納先生組織一個超黨派的舉國一致內閣」。

  早在工黨政府辭職之前的7月中,丘吉爾鑒於形勢就曾提出成立聯合政府。他分別與勞合—喬治和麥克唐納討論過此事,但當時未得出明確結論。新的聯合政府成立後,丘吉爾卻未能被邀請入閣,他不得不在下院中回到過道後面去,成為「後排議員」。儘管他後來表白說:「我在國家緊張關頭被斷然拋棄,並不使我感到憤懣,更說不上傷心。」但是無庸置疑,這顯然是丘吉爾感到灰暗的一段時光。

  以麥克唐納任首相的聯合政府得到了鮑德溫和整個保守黨的支持,也得到了以赫伯特·塞繆爾和約翰·西蒙為首的自由黨兩大派別的支持,「但在他自己的政黨中,只得到七八個人的支持」。丘吉爾並不反對聯合政府,但他發現,「新政府的成立並沒有制止住金融危機。當我從國外回來時,發現在勢必舉行的大選行將到來之時,什麼問題都沒有獲得解決。」

  自由党領袖勞合—喬治本來反對馬上舉行大選,試圖在新的大選改變政治格局前能夠重整自由黨,但由於他長期臥病在床,無力視事,自由黨的黨務由塞繆爾主持。在麥克唐納和鮑德溫的堅持下,塞繆爾作了讓步,同意儘早解散議會。從此以後,勞合—喬治「就成了一個沒有黨派的領袖,孤寂地坐在後座議員席上沉思著」。

  在新的大選中,丘吉爾在自己的選區毫不困難地戰勝了自由黨和工党的對手,以35956票的高票數當選。保守黨在全國也取得了相類似的勝利,獲得了447個議席。而工黨的席位大幅度地減少,只剩下了可憐的46席。從總的情況看,聯合政府獲得了壓倒多數的擁護。但由於工黨地位的削弱,儘管麥克唐納保留了首相地位,實權其實操在保守黨領袖、副首相鮑德溫手裡。到1935年5月,年老體衰的麥克唐納退休後,鮑德溫就順理成章地繼任了首相職務。

  無論是麥克唐納還是鮑德溫擔任首相,他們都不願讓丘吉爾成為自己的同僚。丘吉爾很有些瞧不起麥克唐納,他不僅不留情面地在下院攻擊工黨的政策,甚至到了對首相本人尖酸刻薄的地步。有一次丘吉爾在下院這樣說到麥克唐納:「我想起,當我還是孩子的時候,曾經有人想帶我觀看著名的巴爾奴姆馬戲團的演出,節目單中有一個我最愛看的節目,名字叫『沒有骨頭的惡魔』。可是我的父母認為,觀看這樣的演出,對孩子的刺激太大了,並且可能敗壞道德。我不得不等了五十年才坐在政府的座位上看到了『沒有骨頭的惡魔』。」麥克唐納固然在政治上沒有骨氣且優柔寡斷,但他對於丘吉爾如此刻毒的話也決不會寬恕。至於鮑德溫,對於丘吉爾的爭強好勝甚至喧賓奪主仍然記憶猶新。他在第一次任首相時就曾抱怨說:「有溫斯頓出席的政府會議無法按議事日程進行審議工作,因為丘吉爾總要額外提交一些十分高明的備忘錄,這些備忘錄不僅涉及他本人領導的部,而且也涉及到別的什麼部。」鮑德溫那時就曾私下對朋友們說過,假如他再有機會組閣,就不會再考慮吸收丘吉爾,因為丘吉爾難以與人共事,會在政府中產生消極作用。現在看來,鮑德溫倒真是說到做到了。

  丘吉爾此時在國內政治生活中沒有更多的事情好做。1931年12月,他再次赴美國進行演講旅行。但是他剛剛到達紐約不久,就不幸遇車禍受傷。那是12月13日的上午,丘吉爾應老朋友巴魯克之邀到紐約第五大街他的家中去作客,在橫穿馬路的時候,丘吉爾忘記了美國的交通規則與英國左側行駛的規則完全相反,他習慣性地向右看,結果正好被左側急駛而來的汽車撞倒在地,骨頭雖然沒斷,但內臟嚴重出血,還有許多外部擦傷。丘吉爾此時神志尚清醒,還向警察說明這完全是自己的過錯,責任不在司機。他被送進了位於第76大街上的諾克斯—希爾醫院。在向這家私人醫院證明了自己肯定有支付能力之後,他的傷得到了很好的治療。在醫院只住了8天,他就出院了。

  丘吉爾的不幸事件在美國成為轟動性的新聞,反而為他的演講旅行作了免費廣告宣傳,許多美國新聞記者來採訪他;許多美國報紙都刊登了丘吉爾同前來道歉的肇事司機的合影照片。丘吉爾還為美國《柯裡爾》雜誌寫了一篇題為《我在紐約的一次不幸遭遇》的文章,許多報紙都轉載了。這篇文章為丘吉爾增加了2560美元的收入。

  此後丘吉爾在美國的演講旅行,除了因他在印度問題上的觀點曾引起了一些麻煩外,基本上是順利和愉快的。丘吉爾發現,美國聽眾「並不是沒有興趣、注意力和好脾氣,因而,他們能夠傾聽長篇的、經過深思熟慮的演講」。1932年3月,丘吉爾回到英國。當他在倫敦維多利亞車站下車後,他發現以阿奇博爾德·辛克萊為首的英美兩國的老朋友們籌資為他購買的珍貴禮物、一輛價值2000英鎊的豪華小汽車正恭迎他的歸來。在這一年的其他時間裡,丘吉爾的主要精力用於為報紙撰稿和進行寫作他的著名祖先馬爾巴羅公爵傳記的準備工作,他大部分時間都住在恰特韋爾,只有下院討論他感興趣的議題時,他才到威斯敏斯特去,而且是發言完了就走。反對黨領袖喬治·蘭斯伯裡曾極為不滿地評論道:「他霸佔了這個議院的一個席位,似乎就有權走進來、發表演說、出去和離開議會,好像是天經地義的,儼然是萬能的上帝在說話,除了他自己之外,他從來不聽任何人的發言。」這一譴責在下院中引起了較普遍的同感,但並未能使丘吉爾的行為方式有所改變。

  1933年3月,聯合政府公佈了建議通過選舉成立印度聯邦政府的白皮書。上院和下院的聯合選舉委員會對各項提議進行了審查並提出了報告。在下院就白皮書提出的建議舉行辯論時,丘吉爾發表了精心準備的演講,他仍然堅持過去早已表述的觀點,把建議中的聯邦說成是「一種使世界上每個國家都感到吃驚的駭人聽聞的自我摧殘行為」。丘吉爾和勞合—喬治等反對派認為,聯合選舉委員會過於偏向聯合政府,因而提議從該委員會的32名成員中去掉其中的6位內閣成員。

  這一動議雖然被以209票對118票的比數否決,但如此高的反政府票數表明了反對派擁有的廣泛基礎以及力量的增強。

  反對派在院外也盡可能地利用報紙動員國內輿論,以反對政府的印度政策。在當年保守黨全國聯盟中央理事會上,反對派同樣顯示出不容小看的力量,僅以189票對165票遭到否決。丘吉爾和他的朋友們還成立了「印度保衛同盟」,廣泛吸收保守黨的普通成員,並製作了象徵團結一致的會徽。丘吉爾的兒子倫道夫在青年帝國協會的會議上,為爭取反對白皮書的投票的勝利作出了貢獻。克萊門蒂娜也在保守黨全國聯盟中央婦女諮詢委員會上作了反對白皮書的發言。

  鮑德溫一方面發表演講回擊保守黨內的反對派,另一方面對政策進行修正以減少阻力。在1933年6月的保守黨全國聯盟中央理事會上,以838票對356票通過了一項贊成白皮書政策的修正案。10月,在伯明翰舉行的全國聯盟年會上,反對派再一次以737票對344票被擊敗。丘吉爾以豁達的態度對待失敗,他在投票結果公佈後說:「在這件事情已經過去和獲得解決後,我們將再次站在同一條戰線上。」

  在1934年中,反對派仍然為否定政府的印度政策而努力抗爭。但是在全國聯盟中央理事會的大會上以1102票對390票採納了改革建議的各項原則後,實際上就結束了反對派院外集團的反對活動。議會內部的較量,也在聯合選舉委員會的報告被採納,法案通過三讀之後宣告結束。

  在英國對印政策問題上,丘吉爾顯然存在著謬誤和偏見。他已有30多年未去過印度,因而對那裡的情況存在著某種程度的無知,也導致了他對印度民族主義的偏激情緒。比如他關於印度問題的聲明中說:「印度不是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確切地說,它是一個聚居著許多民族的大陸。能與印度相提並論的是歐洲,但歐洲不是一個政治實體。印度是一個地理上的抽象概念,這種維繫印度存在的觀念上的統一,完全是通過英國在印度的中央集權政府才體現出來,其表現形式是印度的唯一通用語言——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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